延：在党校，他组织一拨一拨的人搞“真理问题”的讨论。第一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之后，引起很大争论，当时许多人都不表态。下面的人很担心，跑来问他说：“怎么办？”他说：“坚持住。”后来他给罗瑞卿打电话，商量是否在《解放军报》上登一些文章，有一天半夜，罗回电话说，可以在《解放军报》全文发。这样就发表了第二篇。《解放军报》是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邢：那篇文章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延：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是中央的精神，省报陆续转载，各省也纷纷表态，在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股力量，最终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
延：对于右派平反，我们曾问耀邦叔叔为什么要一风吹？他说：“这个问题必须这么做。右派五十多万，加上被株连的人二百多万，这其中大多数都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如果要像别的案子，一个一个地甄别，要有一大批人去干。这些人有的还可能是当事人，再加上思想水平参差不齐，如果不一风吹，估计十年、二十年都平不完。权衡利弊，只好一风吹了。”
耀邦叔叔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农业问题。他说过，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了大部分，农村问题解决不好，国家的问题就不好办，改革必须从农村先做起。
土地由个人承包，多年形成的东西挡在那里，在当时绕不过去。用一个什么名称才能让上上下下的人们都接受？耀邦叔叔说：当时在勤政殿不停地来回踱步，有十几天，有一天脑子里突然出现这个词，我马上用纸写下来，写完我就笑出来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再加上农村两个字，这下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绕过去了。肯定通过了。
以后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讲的是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但是1987年的一号文件却是让他下来的决定。
王：在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上，耀邦叔叔是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在推进着改革的一步步实施，像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回乡青年怎样安置，农村的剩余劳力怎么办。要靠自强自立就必须搞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多年思想禁锢，处处是禁区，搞不好不仅发展不了经济，还要说是复辟资本主义啊！如何突破这个禁区，耀邦叔叔在马列著作中找到了依据，依照马克思的观点，雇七个人以下是介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马恩全集》3卷，第341－347页）。就是这条根据，为乡镇企业、为私营经济，在当时的条件下开了一个缝隙，这样既维护了旗帜，又解决了问题。
王：我和他像成年人一样地交往，还是得从耀邦叔叔下台开始说起。
邢：1987年1月。
王：其实对他的事情我早就有耳闻。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了一些谣传，但都没有传到耀邦叔叔耳朵里去。我也给过他们消息。他下来后，我就和德华说，想去看他。德华说：“不行，爸爸谁也不见。”那时他只是闭门读书，不见任何人。大概到了天热的时候，他的儿媳安黎找到我，说耀邦叔叔现在身体不太好，建议我去看看他。我说，我想看看他，他不见啊！安黎说：“不见你也得去。得有人和他谈谈，想来想去还是你合适。”
我就鼓起勇气去了。我一进门，就碰见他和李汉平（耀邦叔叔的警卫秘书）在廊子里散步。他说：“元元，你来了？我们好久不见了！你找谁啊？”我当时心很慌，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见到我，就说：“我找安黎。”他说：“好，你去。”安黎对我说：“你不要在意。我回家来他也问我：你找谁？”这样我就去了耀邦叔叔屋里。他已坐在沙发上了。我说： “其实，我是看你的。”他说：“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接着就是他一直在说。他说他下来的这几个月，前三个月，他把所有和他有关的文件都调来看了。反复思考过。但是选他上来的时候，他自己头脑很清醒，觉得不是自己有什么特殊的能力，而是遇到了这样一个百废待兴、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勇于破旧布新的时机，他觉得是时代把他推到这一步，无论是水平还是能力，自己都不够的，但在这个位置上他是尽职尽责的。说到他的辞职，他说是为了家庭，也是为了保护干部。现在急需稳定，不要再层层抓什么代理人、什么路线、什么错误路线分子。同时他也认为自己的年龄大了。耀邦叔叔一口气讲了大约两个小时。
给我的感觉是，他的身心很疲惫。我就对他说：“听我说说吧！耀邦叔叔，您当总书记，我感到很亲切；您不当总书记，我依然感到很亲切。因为，对于我来说您就是耀邦叔叔。看一个人，就是要看他的人格，我觉得您的人格是最高尚的。您14岁参加革命，经历了那么多的党内斗争和政治风波，您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当初的信念和追求。依然保持了当年的赤诚和童心……”
接着我说起对他的了解。
那是从“文化革命”中开始的，在“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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