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坐下时，耀邦叔叔就问我，西安形势怎么样？我如实地讲了整他的人被揭发的种种事情，耀邦叔叔打着手势说，他回来后向中央写了报告。我问他交给谁了？他说交给了某某，我说：“哎呀，他们是一伙的呀！”“他们是一伙的？”耀邦叔叔反问着，并一脸真诚地说：“我不知道啊!”想着我这个不谙政治的小女孩的表现，看着眼前的耀邦叔叔，有了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外婆说：“哎哟！谁来耀邦也不亲自跑过来呦！”

在这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和耀邦叔叔朝夕相处，早上我和他一起在街上散步，一边看街道的名字，一边聊天。他告诉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些街道的名字，现在都很清楚了，说的时候很是得意。我清楚这里的意义。听外婆说，耀邦叔叔一天到晚忙工作，根本没有上过街，结果进了东安市场出不来，不认识路。现在认识了这么多路，当然要得意了。晚上我们大家一起聊天，唱歌。上下午他多是看书，或是接待客人。

在耀邦叔叔家住下，我为当兵的事去找过一个海军的人，他态度比较冷淡。从未感受过世态炎凉的我受了很大的刺激，晚上回来就发烧了，躺在李昭阿姨的房间。第二天都没能起床。德平去买了蛋糕，放在外屋的桌上。大约十点钟的时候，耀邦叔叔来到外屋。他隔着窗子问：“元元，你发烧了？”我说：“嗯。”他说：“现在怎么样？”我说：“不要紧。”他说：“你不要动啊，听我来唱个歌给你听。”说着，他就唱起了《走上高高的兴安岭》。他发音很准，唱得很用心，特别抒情。那歌声就像清泉一样沁入了我的心田，我立刻就觉得病好了。在歌声中我穿好了衣服，悄悄推开门，看见耀邦叔叔坐在火炉旁，他面对火炉，手里拿着火筷子，打着拍子凝神唱着，我望着眼前的画面，静静地听着，感到特别的温馨。心中一片阳光灿烂，那点阴影被驱散的干干净净。

邢：看来胡耀邦也是性情中人，完全是用你可以接受的方式安慰你。为什么胡耀邦那么看重你？”

王：也没有什么看重，患难见真情吧。1967年我到他家时，外婆主持一家的事情。我常对外婆说，我能帮您做点什么？您有什么困难您就说。因为那时，我觉得我们家的情况比他们家的情况好一些，他们家正在受冲击。可他们家从来不麻烦人，我说了好多次，外婆才吞吞吐吐地说：“元元，你是个小孩儿，我真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说这话，耀邦让他们把腰、腿打坏了，云南白药最好用，现在听说这是战备药，到处都不给开这种药，能买点云南白药，就是最大的帮忙了。”回到家我和妈妈讲了，我妈妈也很着急，买到了十瓶百宝丹，也可以治跌打损伤的，给耀邦叔叔寄到北京。那时候我是个孩子，只有一个想法，既然医院不给开，就到药店买。所以不论走到哪儿，见了药店我就进去问，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问到后来，就成了条件反射。问完就向后转，因为都说没有。1967年底，德华和李恒到西安来我家，我们一起到延安玩。到了延安，我仍然习惯是见了药店就问白药，这次，我刚刚问完，转身要走的时候，听到一句：“有。”我一惊，高兴坏了！赶紧把德华和李恒从街上叫过来，我们把延安两个药店的云南白药全包了，全部寄到北京去。或许是这件事给他们家人留下了印象，外婆反正对我是特别好。

耀邦叔叔确实是性情中人，知书达理的外婆去世时，他为外婆撰写了祭文，文章朴实无华，赞扬了外婆的善良、明理，感谢她在逆境中维系了他们一大家人。在小孙女出世时，他为她写了命名文，我还记得，文章中说，鸷鸟勇敢，眼睛明亮，取“鸷”字就代表了小女孩明亮的眼睛，同时希望她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取“知”字说明了耀邦叔叔的心愿，希望将来这个孩子是个有知识的人。在耀邦叔叔的平常生活里，处处充满了感情和希望。对生命的逝去和新生命的到来，耀邦叔叔寄予了深切的感情和热切的希望。

邢：他担任中央领导工作以后，你们接触多吗？

王：记得他就任中组部部长的前夕，我们都从不同的渠道得到消息。那天晚上，连李昭阿姨也对耀邦叔叔说：“有人来电话了，说你是组织部长？”耀邦叔叔笑而不答，看了看表，大约11点的时候，说： “可以说了，你把孩子们都叫来吧！”孩子们都来齐了，李昭阿姨说：“今天晚上把你们都叫来，是告诉你们这个消息……”接着说了要孩子们以身作则之类的话。耀邦叔叔笑着说：“八股呦。”接着，耀邦叔叔讲到百废待兴、积案如山的情况，当务之急是解放干部。他说，有些人有冤案，没有门路，凡事冤假错案，认识的不认识的，你们都可以帮忙，转信也好，传话也行。你们也是小小的渠道。但是要想当官，想走门路，这种事是坚决杜绝的。当时大家就他的话议论了一阵。

延：耀邦叔叔不论是作为领袖，还是作为历史人物，他做的几件事是可以载入史册的：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推动农村体制改革。耀邦叔叔对我们也说过，他每到一处，总有些事没干完，就不得不离开了。比如，到科学院正做着事情就被整下来了；到了党校，反思了一些问题，组织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的“唯一”这两个字，就是耀邦叔叔主张加上去的。还想对一些理论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没来得及做就离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虽然大部分做到了，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当时想系统地做一下，今后在制度上如何保证不出或少出冤假错案，后来也没有做成。说起当时的情况，耀邦叔叔说：压力大啊！积了那么多的问题，就说六十一人的问题，一提出来就不得了，华国锋找他谈话说，六十一人问题是毛主席定的，这怎么能推翻呢？！耀邦叔叔当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做错了，我们帮他改过来嘛。”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在当时环境下所面对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耀邦叔叔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承担起了这一历史的责任。

王：“四人帮”倒台没几天，陈云请他去，在陈云家谈了三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回来后，耀邦叔叔对我们说，他们谈到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给我的感觉，在国内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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