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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我是一个业余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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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秋，贝塔斯曼“蓝色沙发”诞生于欧洲。迄今为止，包括君特·格拉斯在内的68位全球文化知名人士应邀作客“蓝色沙发”，畅谈创作心路。它已成为德国乃至欧洲的一个经典文化标志……2002年春夏之交，贝塔斯曼“蓝色沙发”专程运抵中国，相约文化名人，聆听心路历程，了解幕后故事，与您共享读书乐趣……
格非，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在沉寂十年之后，格非推出了风格迥异于其以往作品的长篇新作《人面桃花》，近日，贝塔斯曼蓝色沙发采访了他。
蓝色沙发：提到你就不能不提到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你今天还认同这个称谓吗？或者说你今天创作的自我定位是否有了新的转变？
格非：这个先锋的概念不是我认不认同的问题。我觉得中国文学永远需要有一批人去开拓，需要有一些新的形式、新的方法、新的文体出现，因为文学要发展，就需要在各个方面突破。先锋小说用准确的术语来表达的话，它是现代主义小说，而现代主义小说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是在西方发明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我们现在来重新谈先锋，就不能离开这个背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们必须从头到尾来看我们这一百年的近现代历史，甚至还可以从头到尾看我们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看我们现在的写作跟传统的经验有什么关系，然后来重新确立写作的基点，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先锋问题。先锋也好，现代主义也好，后现代也好，都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短暂的瞬间，重要的是精神内涵，而不是徒有其表的概念。现在高谈先锋的人，要么别有居心，要么缺乏常识。
蓝色沙发：你的新作《人面桃花》是当初先锋主义的一种延续呢，还是一种新的开拓？
格非：我差不多有十年没有写东西了。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业余的事情，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专业作家。先锋这个概念我根本不太关心，我写这个作品，想回答的可能还是我个人的问题，我遇到了困惑，需要通过写作来解答。同时，我也希望能够跟读者进行沟通，我写作的目的无非就在这儿。
蓝色沙发：你在面对困惑的时候才写小说吗？这个困惑是什么？
格非：这个问题我十年前就开始想了：我一天到晚忙来忙去究竟是为了什么？你的动作这么快，奔到最后不就是一个死亡吗？我觉得很痛苦，我想其他人也一样。但假如你一旦有勇气拿起笔来尝试，你的痛苦就可以跟我交流，可以跟无数有痛苦的人交流，这样的话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痛苦就可以得到安慰。写作就是寻找安慰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写作、阅读最大的意义。我也喜欢看金庸，这是一种娱乐。但是除了娱乐之外，我觉得还有根本的意义：它对我们的心灵是一种很大的安慰，我们的心灵通过写作和阅读获得苏醒、超越，甚至复活。我们会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这些东西，除了声色犬马，除了这个社会的等级秩序之外，还有另外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黑暗当中，我们现在需要有一种光把它照亮，让它呈现出来。
所以，我写《人面桃花》，其中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但它也有自己的精神内核。
蓝色沙发：业余作家这一点对你很重要吗？
格非：我这个人比较保守。虽然他们说我先锋小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从它的方方面面来看都不是令人满意的，而且文学界的状况则更糟糕。这样一个糟糕的状况，我不太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一个市场，依靠这个市场来生活。我觉得我有正经的事要做。在国外也有很多记者问我说，你觉得你的第一身份是作家呢，还是大学教师？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教师，我有我最重要的工作，我得教学生，我得上课。一个人整天处在烦躁之中，老想着书出来要卖一百万，要赚多少多少钱，那我就没法写，所以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业余的心态比较好。我心里一直跟自己说你就是一个业余作家。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没有必要被市场赶着走，我觉得这可以自由点随意点。
蓝色沙发：如果你没有教书作为你生活的来源，你会这么坦然地说自己是一个业余作家吗？
格非：我仍然会这么说。只要是作家，他就是业余的。中国古代有的是宫廷作家，御用作家，但就是没有专业作家。中国的专业作家制度是一个特例。
其实全世界的作家都是如此，像我在国外碰到的一些朋友，他们一般要接两份职业才能养活自己。大部分作家需要扎扎实实地和一般人一样生活。如果不教书，我可能会去干别的，或者我就写点文章，投搞，靠文章养活自己。总会有办法。在现在这个社会谋生，假如你要求不高并不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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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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