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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作品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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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人民疾苦的同时，也指出，"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高适思想中是存在着矛盾的，在所谓追求功名、事业的努力中，有着强烈的挤入封建统治集团上层的欲望，……因此在天宝后期政治极其腐败的情况下，他可以向当时执政的官僚集团表示合作，并写了一些歌颂他们的诗篇。"相比较而言，前此的一些研究者，往往只注意他的《封丘县》诗中"鞭挞黎庶令人悲"的一方面，而忽视了高适对天宝后期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
萧涤非、佘正松编著的《高适》中首先指出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次肯定其"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心和同情"，最后和郑振铎一样，也强调他"对理想和抱负的不懈追求"，认为"他基本不受当时盛行的佛道思想的影响"，"失望、挫折、压抑、冷落，并没有动摇高适为时贤自己的主张和抱负而积极追求的决心"，"在他送别，同时也是自己真实感情抒发的许多作品中，都洋溢着一股雄健昂扬、热情奔放的乐观情绪。"
此外，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两本有关高适研究的专著，也对高适的思想作了较多的剖析。左云霖《高适传论》在论述了高适边塞诗的思想内容和其诗中的人民性之后，还花费较多笔墨，谈其入仕目的。他认为，"高适不但功名欲强烈，对富贵的向往也是强烈的。"取得富贵，是他除了实现政治理想和经世济民的愿望之外所谓另一目的。"由于长期困苦生活的折磨和世人鄙薄贫贱对他的刺激，使他对富贵向往由来已久。这种思想，固然是庸俗的，但又是难免的，既不足多非，也无须为之辩护。"而且，"正因为他汲汲于个人名利，所以他才不惜屈己干人，自堕名节。"同时，该书还突出了高适"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认为这"特别表现在谏阻玄宗以诸王分镇天下和断言李璘必败上"，而同时代的著名诗人李白、王维、杜甫"对政治形势的观察、剖析、应付的能力，与高适相比，却相差甚远，他们在安史之乱中的遭遇和经历就是明证。"当然，该书最后指出了高适思想中的一些弱点，如他对李唐与周围少数民族战争和他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上，以及他身上牢固的"王权思想"、"封建正统思想"等等。
佘正松的《高适研究》一书在涉及高适思想时侧重于对其政治思想的透视，该书认为，高适政治思想的核心或纲领，就是他作于开元年间的《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诗中明确宣布的："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即永远为拯救人民的苦难而尽力，就是因此得罪被处以煮烹的酷刑也在所不辞。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一系列纠正时弊的具体措施：第一，他反对过度的剥削，主张统治阶级对人民要进行"安抚"，及时解决他们的痛苦；第二，要求整顿吏治，选贤任能，打击豪强权贵；第三，要求"将军"对广大士卒要体贴爱护；第四，反对侵略别人，但主张抵御外来的侵略，使人民过上和平生活。它既说明高适为挽救时弊而提出的政治措施不是大而无当的泛泛之论，同时，也集中表现了高适"政治家"的气质和他爱国忧民的"王霸大略"。
（二）高适诗歌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虽然没有专文论述高适诗歌的艺术成就，但是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以及唐诗研究著作中也有所涉及。
如胡适《白话文学史》比较注重其在乐府诗方面的成就，他说，"高适的诗似最得力于鲍照"，"高适是个有经验，有魄力的诗人，故能运用这种解放的诗体来抬高当日的乐府歌词"。他认为高适的乐府诗是"从乐府出来的新体诗：五言也可，七言也可，五七杂言也可，大体都是朝着解放自由的路上走，而文字近于白话或竟全用白话。"并对时人称之为"古诗"、"五古"、"七古"大为不满。
再如，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第二册）认为高适的诗风是岑参的一派，而且高适"体气狭小"，"终于不及岑参的高歌激昂"。在分析高适的诗作时，他又认为，"高适的长篇很少警惕，往往不如其绝句的浑厚可爱"，并谓"这是他与岑参不同的地方"。
和郑宾于一样，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也认为高适是属于岑参一派的，而且其诗歌成就明显不及岑参，谓"他一切都迫近岑参"，"他们都不以五言诗和律诗见长，高适在这一方面的确是不高明，但是岑参在这方面却还有相当的成就"，并通过将高、岑的律诗进行对比，得出结论："岑的方面较高多，才气也较高大。"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更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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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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