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

   范小青的小说一直与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她喜欢以绵密而又温婉的女性话语，展示现实生存中那些来自体制内部的复杂冲突，如《百日阳光》、《城市表情》等，都是将人物安置在权力结构的内在部位，通过他们在理想、道义、个性与社会体制、权力规则之间的艰难周旋和抗争，塑造了一个个十分鲜活的现代官员形象。
　　这种对权力叙事的独特表达，在她的长篇近作《女同志》中再一次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众所周知，“女同志”作为一种体制内的特殊称谓，既包含了性别化的身份指认，又折射了超性别的文化诉求。《女同志》正是以此作为叙事的特殊载体，通过一位名叫万丽的女性异常复杂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当代权力结构中许多隐秘而又丰饶的生存形态。这种生存形态，并非像某些“官场小说”所描述的那样，总是布满了各种黑幕重重的“潜规则”，而是充分体现了个人的理想、信念、能力和情感，与当代权力自身所包含的公理、正义和科学决策等所产生的许多微妙而复杂的冲突。当万丽从一位“女老师”变成一位“女同志”，展现在她眼前的，不仅仅是新的工作对她个人能力的挑战，还有机关内部微妙的权力意志对她的精神考验，或者说，是一种全新的生存秩序对她未来人生的全方位考验。因此，当她迈进南州市妇联宣传科时，女友伊豆豆便告诉她：“你的好戏要开场了。”
　　但是，单纯的万丽并没有领会到即将开场的“好戏”是什么，更没有意识到“女同志”的角色转变将意味着什么。当她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理想和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并迅速赢得了上级领导的赞赏之后，在代科长余建芳和妇联主任许大姐的言语之中，万丽终于看到了一幕幕所谓的“好戏”——那里既有体制内部的制度和秩序对个性生命的强力规范，又有权力意志与公理正义的隐秘冲撞；既有女性之间在性别伦理上的潜在纠葛，又有权力分配与个人理想之间的不断错位；既有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反复游离，又有情感取向与角色职责的频繁纠缠……它们看起来平静自律，不动声色，却又时时刻刻勾动着所有人物的内心波澜。这使得每一个置身其中的“女同志”，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突出自身言行的表演性，也使得不善表演的万丽仿佛成了初进贾府的“林黛玉”，处处小心，时时在意。
　　事实上，范小青也正是牢牢扣住了万丽的这种特殊心理，才使得《女同志》在直面权力叙事时，显得格外的温婉和柔曼。小说中的所有冲突都蕴藏在轻波微澜之间，同时又因人物内心的不断抗争而变得丝丝入扣。就整个小说的叙事来说，范小青极力彰显了“微妙”的审美质感。“微妙”既是权力结构中一种重要的制衡方式，又是女性心理纠葛的自然表现形态。在“微妙”中，作者不仅缓缓地打开了权力意志在运作过程中的特殊形态，展示了权力自身的话语体系、生存规则与人性之间的种种意味无穷的自然碰撞，而且凸现了女性在这种体制内部行走的内心之苦和精神之困。尽管万丽不断地选择退守和回避，尽管万丽从未放弃自己的个性和内心的尺度，但是，在新的单位和新的同事之间，在新的责任和新的挑战面前，一切该来的还是如期而至，一切想绕过去的终究还是绕不过去。而万丽也终于由惧怕“微妙”慢慢地学会了处理“微妙”，并在“微妙”之中渐渐地领会了“女同志”的特殊内涵。
　　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存在方式，权力场所永远是一个让人解读不尽的人生舞台。如果仅仅从权力结构的内部来解读《女同志》，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无法有效地剖析这部小说的真正意旨。因为作者用力最多的，并不是那些“女同志”们对权力秩序的苦苦钻营，而是她们置身于这个舞台上的嬉笑怒骂、酸甜苦辣和爱恨情仇，是明知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之的尴尬和困惑，是女性的性别意识被不断削减后的苦恼和感伤。因此，它在叙事的背后，实际上演绎了某种权力意志与性别文化的潜在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