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曦闻言大喜，亲自找段德昌谈话：“省军委同意你的建议，立即整顿队伍向襄北进发，一边开辟新区，一边打听红三军的消息，一定要将他们接回洪湖。”

　　8月2日，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决定留红二十五团巩固后方，派红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等襄北地区发展。3日，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和军委召开联席会议，考虑到红九师北上很可能与红三军取得联系，遂作出补充决定：“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取得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为要执行这一任务，派万涛随军出发，领导九师行动，责成万涛转变三军政治路线，接任三军政委。”

　　经过短暂休整，8月10日，段德昌、万涛带领九师二十六团和教导营北进，协助红二十五团占领潜江，然后趁夜袭击沙洋镇，消灭敌新编第三旅第二团和旅部特务营，击毙敌旅长徐德佐以下大批官兵。至此，主要担任襄北“剿匪”任务的国民党新三旅全部被歼。

　　沙洋战斗后，段德昌用缴获的精良装备组建了第二十七团。接着，向荆门挺进。同时派出多股侦察分队，远伸至鄂西北一带，希望能够传递接应信息。

　　他的苦心终于被贺龙获悉。

　　9月中旬，红三军在房县青峰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三军将领听说段德昌率部沿襄河北上，前来接应他们，高兴地嗷嗷直叫，要求南下会师。

　　邓中夏思想上转不过弯来，问：“如果红九师接不到，新开辟的均（县）房（县）苏区又失陷了，怎么办？谁负这个责？”

　　“我负这个责。”贺龙对邓中夏顶着中央的命令不办早就有意见，说话也硬：“坚决去碰红九师，在刘猴集碰不到，就去沙洋。再找不到，就去潜江。实在找不到，均房苏区又失陷了，我们再恢复也不迟。”

　　在贺龙与邓中夏争论时，战士们按捺不住，动手在墙上写标语：“长胡子要上山，短胡子要下湖。我们跟短胡子走。”

　　邓中夏、贺龙都留胡须。邓中夏一髯长须，垂至胸部；贺龙短须浓密，煞是漂亮。邓中夏走出指挥部，看到标语，知道军心所向，不再说什么。

　　9月28日，红三军七、八两师与红九师会合于荆门刘猴集（现属宜城）。次日，部队召开团长以上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

　　在会上，邓中夏对段德昌说：“洪湖苏区被摧残，红二军团被削弱，都应由我负责。”他在随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满怀愧疚地写道：“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对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应由我负主要责任……我希望党给我以深刻的纠正和教育。党按照我所犯错误的程度，给我任何处罚（除开除党籍外）我都能接受。” 不久，邓中夏便离开部队，返回上海，两年后被国民党逮捕，遇害于南京雨花台，终年三十九岁。

　　对于邓中夏，贺龙作过一段客观的评价：“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能照顾团结。我和中夏争论很多，可是和他这个政治委员相处，同志关系还是好的。”

　　会师后，红九师归还三军建制。10月上旬，红三军返回潜江。

　　在一个多月时间内，段德昌、万涛顺利完成了开辟新区和接应主力两大任务，迎接他们的应当是鲜花和笑容。但是，他们得到的犒赏却是处分。

　　问题出在江南失守上。

　　原来，红九师进击鄂北期间，江南苏区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下，除石首七区外，几乎全部失守。这在敌强我弱和洪水滔天的情况下，本来是难于避免的，即使红九师不出鄂北，甚至红三军主力留守江南，失陷也是必然的结果。对于这一点，夏曦在8月1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九师原来渡江右，因水势增长，而且作战没有把握（过江右只能胜利，败则无退路，水势更涨，更加危险），因此中止过江。”可是，当中央严厉追问“江南失守，原因何在”时，他没有表现出政治家的勇气承担责任，说明真相，而是诿过于段德昌、万涛。

　　他亲自起草报告，痛心疾首地怒斥红九师，并且还把遵照他的命令南下的红三军也捎带了一笔：

　　中央：

　　江南苏区的丢失，我很痛心。在接到中央指示之前，我们已经查明原由。经过是这样的，在第九师克潜江后，不经中央分局批准，便突然改变了军事计划，而冒进地脱离了苏区，北上攻荆门，又至刘猴集与七、八两师会师。这样一来，洪湖已无兵可守，便使得长江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首县第七区外，全被摧残。……而红三军此次南下，将军师政治部及教导团统留房县，这完全证明，红三军的领导同志还没有决心巩固苏维埃政权，是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实质的具体表现。

　10月8日，湘鄂西省军委会发出对三军的训令，指责万涛等攻占沙洋后去接应红三军主力，是违背军委决议，是抛弃主要任务执行了次要任务，决定：“明令撤销万涛同志政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英两同志予以警告处分”， 同时由夏曦兼任红三军政委。

　　信而遭屈，忠而被谤，有功不赏，反遇横祸。夏曦的行为引起全军将士的不满。

 
 
 
　　中共湘鄂西省委连续召开两次谈话，试图平息愤怒。10月11日，万涛对夏曦说：“九师出沙洋，入京山，造成天门的赤区，这固然是军委的决定，但要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同样是军委的决定。当时，既有与三军主力联系的条件，又有联系的可能，如果九师不去联系，三军主力也不可能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军有解体的危险。你们怎么能说九师违抗军委命令呢？”

　　10月19日，在第二次谈话会，段德昌质问夏曦：“江南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

　　夏曦不做声。

　　段德昌又问：“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从周老嘴到刘猴集一共三百华里，其中一百八十里是水路，顺河而下，朝发夕至，同时刘猴集又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师回去吗？能调你不调，怎么反而怪我们？”

　　夏曦脸色发红，紧闭嘴唇。

　　段德昌眼睛直冒火，拿出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伸到夏曦面前，说：“这个决议恐怕你不会忘记吧？让九师出襄北接三军，是你当面向我交待的任务，有省军委的决议为证，你怎么能叫你老婆（谭国甫负责电台）向中央发假报告！”

　　夏曦索性闭上眼睛。

　　几天后，夏曦又来一招，并且把火直接点在了贺龙屁股底下。他指使湘鄂西省军委作出决议，取消师级建制，将全军分为五个团，大团七千余人，小团五千余人，由以他为主席的省军委直接指挥。这样重大的决定，他事前既不征求贺龙等军队干部的意见，也不给他们打招呼。取消师部后，段德昌等一批师长、师政委被变相罢官，贺龙也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贺龙气极了，骂上门去：“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为什么这些重大的决议都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分局领导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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