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率八、九师转渡襄河，夏曦则与红七师师长王一鸣坚守内线。9月初，敌军突入瞿家湾后方机关，红军后方医院三千余伤病员落入敌手，惨遭杀害，红军兵工厂、被服厂等所有后勤机关悉被焚毁。

　　又过了二十多天，夏曦带领七师残部一千余人在鄂北赶上红三军主力，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洪湖苏区失陷了。”

 
 
 
　　“共产党一生都要讲真话，心中想着人民。”段德昌不肯说假话，始终把收复洪湖苏区挂在心中，为此埋下了杀身之祸。贺龙高呼刀下留人，三次力保爱将，终不能免其一死。奇特的公审，奇特的刑场，全军将士哭泣着为“火龙”送行。段德昌临死提出三条要求，有一条是“用刀杀我，留下子弹打敌人”。

　　“洪湖苏区丢失，原因何在？”段德昌代表广大将士尖锐地向湘鄂西中央分局提出这一问题。从夏曦进入苏区执行“左”倾路线开始，段德昌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抵制、反对的立场上，坚定地支持以贺龙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反夏不反贺”。

　　湘鄂西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左”倾政策、错误的军事策略和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尤其是内部“肃反”极大地削弱了党、政府和红军的战斗力。大多数老同志都说，湘鄂西根据地是被“夏曦杀垮的”。但是，夏曦完全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革命阵营内部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破坏的结果，因此，到达大洪山后，就开始了第二次肃反，并且把肃反与段德昌挂起钩来。

　　贺龙回忆说：“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很多老红军都用“阴狠”来形容夏曦。在洪湖苏区，尽管段德昌公开反夏，除了给予党内处分外，夏曦还能保持几分忍耐。一出洪湖，他就露出杀心，并且毫无顾虑地把目标锁定在段德昌身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呢？

　　一位当年与夏曦、贺龙、段德昌共同战斗过的老将军这样分析道：

　　夏曦来到湘鄂西，除了杀自己的同志外，实在没有什么成绩。苏区的失败，主要是“肃反”把各级军政干部杀光了，没有几个人会指挥作战了。凭国民党进行“围剿”是打不垮我们的。夏曦并不傻，只是太阴狠。如果没有撤出洪湖苏区，夏曦可能杀掉贺龙，留下段德昌，因为段是洪湖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洪湖与敌人斗争，凭夏曦是不行的，所以他不敢杀段德昌。到了湘鄂边，贺龙是那块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夏曦要想保住自己的命也不敢杀掉贺龙。那个时候，分局书记一句话，说杀谁就杀谁，他真要杀贺龙，别人也没有办法。我看，他想杀贺龙，又不敢杀。

　　在大洪山一带，夏曦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犹豫不决。一方面。他对恢复洪湖苏区失去了信心，想一走了之，另一方面又有所顾忌，因为贺龙、段德昌等人都坚决主张打回洪湖，同时还怕中央会追究脱离苏区的责任。直到有一天，他见到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转移的布告，才下定决心：“红四方面军可以离开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我们到湘鄂边还不是离开，从那里还可收复洪湖。”

　　在向湘鄂边转进的过程中，夏曦加紧实施第二次“肃反”，先后捕杀二百四十一名干部，遭到株连的战士更多，红三军由出发时的一万四、五千人锐减到九千余人，而且思想混乱、士气低落、人人自危，战斗力极其薄弱。

　　1933年1月13日，在经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后，红三军来到贺龙的家乡－－湖南桑植，占领县城。在这里，红军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喘息机会。

　　“湘西王”、国民党新编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与贺龙是一对老“朋友”。他们共过事，打过仗，交过手，留下了数不清的恩怨。陈渠珍忌惮贺龙的指挥才能和红三军的威名，主动写信议和，提出可以让出桑植、大庸等相邻几县，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议。

　　陈渠珍主动伸出橄榄枝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在当时，红军也急需休整。

　　贺龙将信递给夏曦，说：“陈渠珍是个玻璃猴子，对他的话不能全信，但是，达成暂时的妥协有利于我们争取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间，哪怕是先拿下桑植全县也好。”

　　夏曦不屑一顾：“陈渠珍在玩手腕！这种浅薄的伎俩，你们看不出来，还由他摆布？”

　　两人争执不下，于是把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宋盘铭找来商量。

　　“这是个好机会。”段德昌脱口而出：“我们的部队长途行军，体质下减，因伤、因病减员严重，给养困难，现在已是寒冬，战士们还是穿单衣、草鞋，战斗力已非当年。如果能够利用敌人的矛盾，先站稳脚跟，对于将来的作战和争取战场主动权很有帮助。”

　夏曦窝了一肚子火，不敢对贺龙发，便全部倾泻到段德昌头上：“你们思想的出发点很成问题，宁愿听信陈渠珍的鬼话，也不相信红军的实力，想靠投机取巧，这是右倾和革命不彻底的办法。我以分局书记的名义，命令红军立即进攻周燮卿。”

　　陈部周燮卿的第三旅驻桑植泥湖塔、永顺桃子溪一带，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工事，以逸待劳，一战击溃红军。经过作战，他们觑破了红军子弹严重不足、人员不整、战斗力下降
 
 
的弱点，立即转守为攻，夺取桑植县城，将红三军逐回湖北鹤峰毛坝的大山中，从此处于流荡状态，部队总数下降到五千余人。

　　夏曦将桑植战役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红三军七、九两师将士作战不力和“改组派”的阴谋破坏，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异想天开地提出清党的“主张”。

　　“综合政治保卫局肃反的情况，在我们的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潜藏着大批的国民党特务，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往往成为反革命的特务组织，因此，现有的所有组织都不能相信，都必须打散重建。目前首先解散红三军中党团组织及政治机关。”夏曦还举出了莫斯科支部局先解散清理然后重新建立的例子。

　　“解散党组织，我不同意。我在军阀部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时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说不出。”贺龙首先发言。由于文化水平有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读得不多，他当时确实说不出更多的“道道”。

　　与贺龙不同，段德昌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他一针见血地提出：“红军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苏区坍台是谁造成的？除了敌人的进攻外，有没有你夏曦个人的责任？”

　　会场顿时一片静寂，夏曦闭口不答。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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