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鄂西特委将监利、沔阳游击大队和江陵、石首、华容游击大队合组为鄂西游击大队，由周逸群兼任大队长，段德昌担任参谋长。不久，周逸群为充分发挥段德昌的军事才能，令他接任大队长一职。

　　段德昌是理论与实战兼长的军事家，他与周逸群一起，创造和总结了一整套水上、平原游击战术，如“分散游击，集中指挥”；“避其锋芒，击其无备”；“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人多则跑，（敌）人少则搞。”

　　他们在战略原则上也有重大建树。鄂西特委在《鄂西农村工作》中提出进退两种策略，即当敌人合力进攻赤区时，我军应取“保存实力的原则，埋伏于群众之中，看清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的后方，使其疲于奔命，士兵发生动摇，甚至引起兵变”；当敌军内部发生冲突时，我军则应主动出击，傍着苏区向外扩张。鄂西特委这里所说的两种策略，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波浪式发展的思想。

　　鄂西特委在报告中还写道：“鄂西游击队的区域，没有高山掩护，而且交通便利，敌军调遣进攻非常容易。若无群众拥护，则非常危险。当我们初发动的时候，实在没有好多把握，以为武装发动多了，目标必大，易被敌人包围。其实只要有好的群众组织，武装虽多，敌人在军事上也不易包围。” 这里所提到的在没有高山掩护的交通便利地区利用群众组织保护和发展武装力量的观点，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总结为“人山”的思想。

　　为了把这支主要由农民、渔民和猎户组成的游击队训练成为正规的人民军队，段德昌十分注重军纪训练。他编写《红军战士纪律歌》，亲自到连队教唱。歌词写道：

　　大马刀，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行动听指挥，

　　团结又友爱；

　　官兵同甘苦，

　　平等来互助；

　　吃苦抢在前，

　　享受放后头。

　　大马刀，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爱护老百姓，

　　到处受欢迎；

　　遇事问群众，

　　买卖讲公平；

　　一针和一线，

　　不损半毫分。

　　通俗的语言，亲切的教诲，简明的节奏，优美的韵律，《红军纪律歌》不胫而走，不翼而飞。这首歌不仅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纪律意识，而且还让苏区人民认识到了红军才是自己的部队。

　　在段德昌的指挥下，鄂西游击大队在半年之内发生了三次质的飞跃。1929年秋，组建不久的鄂西游击大队扩编为鄂西游击总队，拥有一千余人枪；1929年12月，鄂西游击总队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又称中央独立师），部队增到四、五千人；1930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独一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下辖三个纵队共计七千余人。随着部队的飞速发展，段德昌的军事职务也出现“三级跳”，由大队长、总队长晋升为红六军副军长。

　　1930年春，段德昌奉命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开会期间，他撰写了《鄂西游击的经过及其现状》，系统地总结了洪湖地区游击战争的经验。他与各苏区军事负责人广泛交流，比较得出了红六军的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没有旧式军队的坏习气；二是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并保持了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易于与群众打成一片；三是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怕牺牲，长于夜行军。

　　返回洪湖苏区后，段德昌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致力于部队由分散到集中、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并利用1930年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之机，指挥红六军
 
 
大举向外扩张，迅速将江陵、石首、沔阳、监利、潜江以及华容等县红色区域联成一片，最终形成了以洪湖为中心的纵横数百里的根据地。

　　对于周逸群、段德昌创造的水上、平原工农武装割据经验，毛泽东后来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193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贺龙率红二军从湘鄂边区东下，7月初在公安与前来迎接的段德昌等人会师。一见面，贺龙就兴奋地擂了段德昌一拳，说：“行啊，德昌，你与逸群白手起家，不到三年也拉起了六七千人的部队。”

　　段德昌说：“胡子，洪湖是块宝地，这次来了就不要走了。”

　　“不走了，我们要在这里组建军团，把湘鄂边和洪湖连接起来，创建版图更大的湘鄂西根据地。”贺龙点头道。

　　红二、六军会师后，合组红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段德昌任红六军第十七师师长。

　　两军会师为根据地，也为段德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当时，处在昂奋之中的人们，都没有想到一片灿烂的前途会像昙花一样，刚露出笑靥，便逝如轻烟。

　　面对邓中夏的强迫命令，段德昌负气立下军令状：“洪湖若丢失，我提头来见。红二军团若遭损失，由你负责。”他说到做到，以地方武装与伤病员为骨干，重建新六军，取得了洪湖苏区第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而拒绝他建议的邓中夏却在南征中损兵折将，使红二军团锐减一半。

　　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段德昌反对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强攻大中城市，反对脱离根据地的攻城掠地。他形象地把前者称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必输无疑”，把后者称为“猴子搬包谷——掰一个丢一个。”

　　他曾经为南征问题与邓中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被削职为兵，赶出红二军团。

　　1930年夏，红二军团面临着战略发展方向上的选择。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执行立三冒险主义，要求主力部队向荆州、沙市推进，发动鄂西地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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