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泉山素有“三楚名山”和“荆楚丛林之冠”的美誉。山下有泉，终年喷珠漱玉，称为玉泉，山上古木参天，层峦叠翠。这里相传是关羽显灵的地方。关羽兵败被斩后，每夜在玉泉山半空中怒吼：“还我头来！还我头来！”玉泉山百姓、牲畜夜夜惊恐，难以安宁。一位道长劝喻曰：“君无头则冤，然则颜良、文丑之头何在？”关羽顿悟，遂入土为安。宋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均在玉泉山增修关陵。关陵占地百亩，规模宏大，除关羽墓外，还有祭亭、正殿、圣像殿、马殿等建筑物。

 
 
 
　　段德昌与彭德怀在关羽塑像前，铺了一层稻草，秉烛夜谈。对于这段对话，彭德怀几十年还记忆犹新：

　　段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我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有意思。”段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我说：“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段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答：“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上。”段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奋斗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而奋斗终身。”段问我：“加入了国民党吗？”我说：“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段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铏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反对，哪里会革命呢？”段未答。我问：“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段告：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彼此高兴地畅谈了约两个小时，使我受益不少，当时表示了对他的感谢及内心的敬佩。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起这次谈话。

　　段德昌的一席话点亮了彭德怀心中的明灯。他不仅按照中共统一战线纲领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修改了救贫会章程，创办启蒙夜校，还几次向段德昌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由于当时正是国共关系的敏感时期，中共决定暂不在唐生智所辖的部队中发展党员，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

　　1927年5月，何键等人发动反共的“马日事变”，下令通缉段德昌。段德昌按照党的指示，离开第一师，不久前往鄂中发动秋收暴动，在起义中受伤，秘密潜回南县养伤。事有凑巧，彭德怀也于此时率部进驻南县县城。

　　段德昌对彭德怀在大革命失败后不同流合污、始终站在工农群众立场上极为佩服，向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建议吸收彭德怀入党。1927年10月，特委派代表找到彭德怀：“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彭德怀十分激动，听说段德昌受伤了，主动派军医前去治疗。

　　几天后，两位知交进行了第二次畅谈。段德昌主要谈了两层意思：一是对形势的看法，二是对他发动兵变的建议。他说：“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失败了，现在的革命形势是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杀不尽的，取得了这次经验，今后会干得更好。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基点是不容易的，要以工作条件较好的第一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以至于全师。不要急于举旗，等条件成熟时，将来再起大的作用。”

　　段德昌送给彭德怀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说。他有针对性地提醒道：“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如果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看到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

　　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在共产党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低潮时期，在革命前途仿佛变得十分黯淡的艰难时刻，有两位身居高位的国民党将军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就是彭德怀和贺龙，后来他们都成为了共和国的元帅。他们的精神令人感佩，同样令人难以忘怀的是用自己的言行接引他们入党的使者。

　　对于段德昌这位播火者，彭德怀终生难忘。他始终把段德昌作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写在履历表上，多次深情地回忆起段德昌：“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感似的。”

　　千里洪湖，烟波浩渺。贺龙视之为兵家绝地，弃之而去；段德昌倚为绝妙宝地，据之崛起，写下摇曳多姿的华彩乐章。他是中共军事史上最早从事水上游击战争和平原游击战争的将军。

　　水泊洪湖，是段德昌军事生涯的发祥地。

　　洪湖位于江汉平原的东南部，南临长江，北濒汉水，总面积近一千平方公里。在这一地区，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港汊交错，沟渠纵横，水上交通便利。滨湖各县均为平原，土地肥沃，人烟稠密，人口和物资资源非常丰富。

　　这里既有湖泊可作军事屏障，又有丰富的物资和兵员保障，加上天灾频繁、阶级矛盾激烈，非常适合开展土地革命。可是，这块兵家宝地最初却被贺龙忽视。
　　1928年春节前后，贺龙、周逸群组织荆江二十余县发动了大规模的年关暴动。在攻打监利县城受挫后，领导人在石首焦山河开会，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会上出现上山与下湖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

　　主张上山的多是贺龙在北伐军时的旧部。他们认为湘鄂边境山高林密，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属于三不管的地带，有广大的空间便于与敌周旋。

 
 
 
　　主张下湖的多是荆江两岸的地方干部。他们认为滨湖地区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而且密如蛛网的千里洪湖更是兵家大显身手的疆场，其活动空间并不逊色于湘，鄂边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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