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董必武出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工农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月，被委任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随后又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院长。

　　董必武对严明党纪和革命法制十分重视，同时要求办案要严格手续，要建立档案，以备有据可查。在他的领导下，党纪和法制得到加强，工作效率、劳动纪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长征途中，任妇女队队长　　　　　　　返回页首

　　1934年10月，董必武以半百的高龄参加了长征。长征时，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共100多人，目的是照顾那些年老体弱、生病负伤的干部、战士以及女同志等。其中有音乐家、戏剧家、文学家。谢觉哉、蔡畅、贺子珍、成仿吾等，都编在这个连里。后来，董必武被调到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妇女队任队长。董必武等人率领的这支小队伍，战胜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历史的奇迹。

　　董必武在《长征中的女英雄》一文中，热情地歌颂了这些巾帼英雄的事迹，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到董必武当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

　　文中写道：
　　“……初出发时差不多有六十副担架，途中一个人要管理三、四副。这是异常艰苦的工作。那完全是夜行军，又不准点火把，若遇天雨路滑，担架更走不动。民工的步伐是不会整齐的，体力不一样，没有抬惯，前后两人换肩走路都不合拍，对革命的认识程度又不一致，有的是在路上临时请来的。照料担架的女同志跟着担架走，跟得着前面的一副，又怕后面的掉队，跟着后一副，前面又没有人照管，休息时候要防着民工开小差。

　　民工可以打盹，她们都不敢眨眼。特别是每晚快到天亮的时候，民工的身体疲乏了总想打个瞌睡，宿营地还隔若干里，前后队全都催赶快走。这时，他们就在几副担架的前后跑，督促和安慰，劝说和鼓励，用一切法子来推动民工往前走。有几次民工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躺在地上不动，无论如何都不肯走，她们中体力强健的，就只好代民工担肩……”

　　“做工作的女同志，绝大多数自背行李，包裹一卸，马上又要去做群众工作，这些都和男子一样。有两个女同志真是步行二万五千里，马一下也没骑过……”

　　又写道：
　　“……四个怀孕的女同志，都是在旅寓中生产，产后一晚半日就要行动，应有的休养和调理是得不到的。一个女同志在藏民区的下打鼓生小孩，连青稞麦她也不够吃，偶然分得一点羊肉，此外是没有什么营养可说了，产后休息了几天，经过草地，也平安地到达了瓦窑堡。”

　　长征队伍到黎平，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分配董必武等担任妇女队长，管理伤员，是不恰当的，建议另行安排。董必武这才被调到林伯渠主管的没收征集委员会任委员。

　　不久，又调进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与干休连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组成连党支部委员会，同徐特立、谢觉哉并称干休连“三老”。为了坚持长途行军，董必武在黎平才买下了一双破胶鞋。

　　1935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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