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刘静庵还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二本书介绍给董必武，嘱他好好读。

　　《扬州十日记》记述了1645年清军屠杀扬州人民的暴行。《嘉定屠城记》记述了1645年清军下江南时在嘉定（今上海嘉定）进行三次大屠杀的暴行。读了这两部书，使董必武更加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更加痛恨清政府的残暴。怎样才能救民救国？董必武在思索。

　　在一次演说会上，刘静庵激昂慷慨地说道：“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国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二重亡国奴了！……如那拉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国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中国就要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现在迫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奴隶牛马……。”听了这番话，董必武激动地整夜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反复思索。他和刘静庵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

　　在日知会时，起初他被改良主义的重要刊物《新民丛报》所深深吸引，开始接触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他认为“梁启超笔下常有感情，煽动性大”，对自己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这以后不久，董必武得知：中国革命同盟会于1905年7、8月间在日本东京成立。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

　　同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以《民报》和　《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革命派同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大论战。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首次公开提出：“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号召实行民族民主革命。

　　董必武细心钻研了《民报》和章炳麟（章太炎1869—1936）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书籍。他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研究了两派的纲领和主张，反复思索对比，思想上逐渐明确起来：“康、梁的主张，虽有其进步之处，而孙中山主张采取的革命手段，不但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还政于民，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当然是合乎民意、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纲领。”

　　问题想通了，董必武的心情十分激动，认为国家有了希望，并预感到中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于是毅然抛弃了康、梁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思想，转而接近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1906年，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爆发，同盟会派人到湖北省策应。由于叛徒出卖，1907年1月，日知会组织遭到破坏，刘静庵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刘静庵慷慨陈词“劲挺不稍回曲”，“慷慨言中国危殆”，力陈救亡的革命的必要，后死于狱中。刘静庵这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对董必武影响很大。董必武把刘静庵看作是自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师”。

　　　　　　　　　　　　　　投身“二次革命”　　　　　　　　　返回页首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在短短两个月内，全国已有13个省和上海市以及部分省份的州、县宣布起义。清王朝的统治迅速瓦解。在中华大地上持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行将就木。

　　武昌起义后，建立了革命的军政府。董必武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武昌，并参加到军政府军务部担任秘书工作。

　　这期间，清政府调集重兵向汉口反攻。起义军和清军在刘家庙和三道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为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董必武从武昌迅速赶到汉口参加了兵站工作，组织支援前线起义部队的后勤供应。

　　后来，董必武回忆说：“当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到革命军与清军作战的英勇气概，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少对革命军的积极帮助，那种自动馈送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真是难以用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粮库和管钱局的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妇女投身前线者不多，而能努力看护伤兵。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这是“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

　　董必武精神振奋，情绪高昂，他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能多做一些就多做一些。后因清军援军不断增加，双方力量悬殊，汉口、汉阳先后失守，武昌成为一座孤城。虽然形势万分危急，董必武仍毅然加入到保卫武昌的战斗中。后来因为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响应，保卫武昌的战斗终于取得了首战的胜利。

　　1913年，为了策应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董必武与湖北革命党人曾积极进行准备。

　　“二次革命”失败后，黎元洪对湖北革命党人大肆屠杀。董必武和詹大悲、潘怡如、张国恩等革命党人在湖北无法立足，不得不逃亡上海。

　　　　　　　　　　　　　中华革命党的开创者之一　　　　　　返回页首

　　1914年1月，在朋友的帮助下，董必武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

　　董必武在日本学习期间，正巧孙中山也在日本，他正忙于重组中华革命党。当时处于革命的低潮期，许多革命党人因“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失去信心，而处于一种苦闷、彷徨的状态。因此，当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加入者仅仅数百人。

　　董必武很清楚：散漫不统一是国民党的致命弱点。所以他十分赞同孙中山重建革命党的主张，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在他的《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孙中山对革命的信心给董必武很大鼓舞。他在学校攻读法律的同时，更加积极热情地投入到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组织的各项革命活动中。

　　孙中山领导组成中华革命党以后，进一步开展反袁世凯独裁、卖国、复辟的武装斗争。

　　1915年6月，董必武和张国恩奉孙中山之命归国，同上海的革命党人潘怡如等取得了联系。

　　董必武怀着变革中国社会和为人民多做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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