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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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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４５年这十七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了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１９４６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学倒不是因为它是父亲的母校，而是因为我爷慕已久的费米教授却了芝大。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１９４９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１９４９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人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经约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６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我们相识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亲的其他朋友所介绍，而是因为她是１９４４年到１９４５年我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中五班上的学生。当时我们并不熟识。后来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国餐馆中偶遇，我恐怕是前生的姻缘吧。５０年代胡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曾多次来我家做客。第一次来时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父亲对我１９４７年来美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与翌年我的博士论文特别发生兴趣。１９５７年１月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以后，我打电话到上海给父亲，告诉他此消息，父亲当然十分兴奋。那时他身体极不好，得此消息对他精神安慰极大。１９５７年我和杜致礼及我们当时唯一的孩子光诺（那时６岁）去日内瓦。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７月初飞抵日内瓦，到达以后又立刻住入医院。医生检查数日，认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我们那年夏天在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诺总是非常有兴趣地看着祖父用酒精灯检查血糖。我醒了以后他会跑来说：“It is not good today,it is 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 is very goodtoday,it is blue.”（今天很好，蓝色。）过了几星期，父亲身体逐渐恢复健康，能和小孙子去公园散步。他们非常高兴在公园一边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secret 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
父亲给致礼和我介绍了新中国的许多新事物。他对毛主席万分敬佩，尤其喜欢毛的诗句。
１９６０年夏及１９６２年百般，父亲又和母亲两度与我在日内瓦团聚。致礼、光宇（我们的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参加了。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我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记得１９６２年我们住在Routede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的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１９７１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六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自顷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的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１９６４年底有香港，那时他６８岁，还很健康。六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我他当然十分激动。１９７２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国探亲访问。父亲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弱了。次年５月１２日清晨父亲长辞人工。享年７７岁。６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在。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地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很小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时感觉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我于１９６４年春天入美国籍，差不多２０年以后我在论文集中这样写道：从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６４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１９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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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李森祥 作品 台阶,李森祥 资料原文赏析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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