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石开基感到欣慰的还是农民对电影的热爱。他最难忘的是，有一次，他到一个叫老山的生产队放映电影时发生的一件小事。石开基说：“那个支部书记是个50岁左右的人，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他就拿着一把开山斧，到山里去了，结果他赶早给我们砍一副轿杠子，然后说：‘我给你们做副轿杠子，你们一抬起来又很安全，又比较松活一点。’其实啊，他是希望我们经常深入到农村里去，那个轿杠子，我心里就喜欢得很，一想起来，这是农民朋友，送给我们的轿杠子，我有义务把这个艺术抬到农村里面去。”

　　以基层放映员为荣

　　退休后，石开基这个放了40多年电影的老放映员，仍然非常热爱这份工作。现在，他还经常到自己工作过的电影公司门前走走。石开基表示：“从我年轻的时候，参加电影工作开始，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年轻的快乐的事业，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是愉快的，我直到现在，我总是以为我是一个基层放映员为荣，我总认为很自豪。”

　　开国大典的场景在石开基老人的脑海里放了一辈子。而在真实记录开国大典的影片中，相信功臣号坦克穿过天安门的画面，很多人都不会忘记。这辆英雄坦克的驾驶员就是董来扶。他告诉记者，其实接受检阅时，他一直在坦克里担心，坦克会不会在天安门前抛锚。

　　董来扶　最怕坦克出毛病

　　董来扶告诉记者：“说看毛主席，可不容易了，就赶快看一眼，赶快回来开车，谁不想看毛主席呢？谁都想看啊。”

　　开着坦克心突突地跳

　　董来扶驾驶的功臣号坦克，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辆坦克。也是开国大典机械化部队方阵的军旗指挥车,它率领着100多辆中、重型坦克,接受领导人的检阅。董来扶清楚地记得，其中一辆装甲车还没开到检阅现场就出了故障。董来扶说：“就开着坦克，心里头也突突跳，就怕出故障，因为我们是老式坦克，出故障太多了，就是那辆坦克，开着开着以后，还出了毛病，不过还好，没在天安门出毛病。其实啊，就是在路上出的毛病，那还好办，拖着就回来了，可你要是在那300米的距离上出毛病，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后边那个装甲车，给他一顶，一块顶着走了，顶着走了，看不出大问题来，顶多说它这个队形，标得不齐。”

　　连续激战6天不停

　　董来扶，1945年从山东老家逃荒跑到东北，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当时军队里唯一的坦克是一辆破损的日本旧坦克。17岁的董来扶和部队的4个小战士一起修好了这辆坦克。从此董来扶就成了这辆坦克的驾驶员。在解放战争当中，它陪伴董来扶历经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在参加锦州战斗时，还创造了连续激战6天不停的纪录，并拖回了一辆坏在战场上的战友的坦克。董来扶表示：“那时候还很危险的，那时候如果黑山阻击战打不胜，就你们两个破坦克，你不死吗？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心里头都嘣嘣地跳着呢，大部队都撤了，就剩你两辆坦克，还在拖那辆坦克。”

　　在没有无线设备互相联系的情况下，两辆坦克就凭着自己的判断追赶大部队。幸运的是，董来扶在再返回的途中没有再碰到敌人的伏击。董来扶告诉记者，“打完仗，把敌人消灭了，我们的车长，给我盛了碗高粱米，白菜点豆腐，刚搁在我的嘴边上，我就睡着了，往后一躺，白菜豆腐倒了一脖子。”

　　打完仗后掉到煤堆里会找不着

　　董来扶说那时候打仗之所以这么危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军事科技水平几乎为零。没有通讯设备，一旦坦克坏在战场上，就会全车覆没。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不少见，如今的军械进步让董来扶这个重新回到部队的老兵赞不绝口。董来扶说：“外观和里面都不一样，这可是天上地下的差别，你像我，当驾驶员的时候，要前进，向右登右肩膀，向左登左肩膀，倒退踢腰，停车都登顶，你看我头发少了，那时候登顶有关系，打完了仗下来，脸是黑的，就变了个人了，可以这样说吧，我们几个打完了仗，掉到煤堆里，不呲牙你们谁也找不着。”

　　4个孩子连起来叫英雄豪杰

　　坦克陪伴董来福走过军人的一生,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中他都立过功。和平时期，他又到学校去学习。董来扶说军事力量要发展，要依赖经济和科学水平的发展。现在部队的科技水平提高了，他们自家的经济生活也变好了。

　　董来扶给自己四个孩子起的名字叫洛英、蓟雄、蓟豪和均杰，连起来叫做英雄豪杰。现在走进他的家里，就像是走进一个坦克世界，满墙贴的都是坦克照片，桌子上摆的是坦克模型，老人平时也最爱聊坦克。董来扶这位战斗英雄，开着坦克参加了开国大典。而有一位律师，参加开国大典的时候，还是一名中学生。稍后，我们再一起来认识这位亲历者。董来扶这位战斗英雄，开着坦克参加了开国大典。而有一位律师，参加开国大典的时候，还是一名初中生，只有15岁，走在欢呼的游行队伍里。而在十年后，她已经成为了一名律师。她就是重庆的王瑞蓉老人。

　　王瑞蓉　瞪大眼睛看毛主席王

　　瑞蓉告诉记者，“人们欢呼国庆现场，大家真的高兴，真的，走过只要到天安门前，没有人说什么话，都是脖子伸得长长的，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看天安门，看毛主席。”

　　王瑞蓉，作为北师大女附中初一学生参加了开国大典，年仅15岁。今年70岁的王瑞蓉，1988年当选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1年退休。

　　提出正当防卫救了一人

　　出生于山西的王瑞蓉1955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成为建国初期的法律工作者。毕业分配到重庆市公安局，后来还担任过重庆市渝中区政法委书记等职务。在法律战线上工作了40多年的她，印象最深的是发生在1979年刑法颁布之后的一起案子。王瑞蓉说：“这个案子是我搞的一个案子，正当防卫案子。”

　　案子发生在1981年，被告是一个男青年，他为了维护他人的利益，在遭受拳打脚踢的情况下，用一把水果刀把原告刺伤致死。王瑞蓉告诉记者，“我觉得被告是维护正义，为了第三方的权益，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我就提出了正当防卫，这个案子后来，就以正当防卫，宣告被告无罪。”

　　法院依据1979年颁布的刑法，判决被告不负刑事责任。王瑞蓉说，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颁布的刑法，被告将被宣判有罪。王瑞蓉说：“十一届三中全会，那真正是给法律带来了一个春天，提出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为法律完善而欣慰

　　从1979年颁布的刑法以后，我国又陆续颁布了《公司法》、《合同法》、《行政许可法》等多部法律，还修正了《婚姻法》、《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王瑞蓉很欣慰地表示：“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法律上就是完善，我有法可依了，我们很多法律，都在不断地修改，就是在不断地完善，我们又出了许多的法，为什么要出现这样多的法，也就是在一个完善过程中。”据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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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第一年成就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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