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很小的时候，也就是刚刚记事的时候，就记得我们家曾经有一张慈禧的照片,是她与我的曾祖父母和祖父祖母的合影。这张照片和我们家历代祖宗的画像不一样，是镶在一个有底座的相框里，放在很显眼的位置。后来，和我们家的历代祖宗画像一起，被烧掉了，不过相框到现在还留着。这张照片洗出来后，正赶上我爷爷当时到宫里去，所以隆裕就将这张照片和底版给了爷爷。因为当年我爷爷经常去宫里看望姑姑和姐姐，所以慈禧也会经常赏爷爷一些东西，但是都是一些书籍之类，有时候也问我爷爷缺钱不缺。我爷爷是那种好面子的人，从来都不说缺钱，但是慈禧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因此，她总是在爷爷离开宫的时候，派人送我爷爷，同时也给二三百两银子。慈禧有时候也给我爷爷一些新鲜玩意儿，但是给我爷爷东西最多的还是他的姐姐隆裕，比如光绪亲笔画的画什么的。这张慈禧与娘家人合影的照片，也是那时候传入我们家的。

　　在我们家，慈禧的照片不单单只这么一张。1903年1月，结束了4年法国外交官生涯的大臣裕庚回到国内。3月份的时候，慈禧派人请裕庚的夫人和两个女儿到颐和园去觐见。慈禧非常喜欢裕庚的两个女儿，在一次裕庚的大女儿德龄推荐美国女画家卡尔为慈禧画像的时候，慈禧在德龄的房间看到她以前在国外的一些照片，所以就开始对照相有了兴趣。于是，德龄就推荐自己的二哥，懂得照相技术的勋龄为慈禧照相。

　　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有一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建立的慈禧《圣容帐》，记载她为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十大寿庆典活动拍摄的照片情况。同时还有她身着各种服饰、摆出各种姿态的照片三十多种一百多张，并有玻璃片底版。这些照片都是由德龄的二哥勋龄拍摄的。后来我们家也有很多张她的照片，也基本上都是勋龄拍摄的，但是也都毁于“***”。

　后来看到德龄关于慈禧照相时的描述，基本上与我们家掌握的一些情况是相似的。据说当时慈禧在照相之前，总是先翻阅皇历，选定良辰吉日后才可以。拍的时候，为了能够找到更好的角度，勋龄往往要连续拍几张，最后挑选一张最好的，交给慈禧。不过慈禧对这些新鲜事物感到非常惊奇，还让一个太监站到照相机的前面，她自己通过镜头看到底是什么样子。当她看到镜头里太监的头是朝下的时候，她觉得非常新鲜，问太监：“为什么你的头是朝下的？你到底是用头站着还是用脚站着啊？”这些故事，在德龄的回忆录里也是这么提到的。后来德龄就向慈禧解释说，照好以后就不是这样的了。她还让德龄站在照相机前面，她从镜头里看德龄的样子，这让她觉得真实了一些。最后慈禧自己也站在照相机前面，挥了挥手，问德龄看到什么。德龄说她挥了挥手。这个时候，慈禧就非常高兴。慈禧对勋龄的照相机很满意，还说这个东西真是了不起。后来爷爷一家到宫里去“会亲”的时候，慈禧就向祖爷爷推荐照相，说这个“家伙儿”实在很好玩，所以后来我们家就有了慈禧与家人的一张合影。

　据说第一次拍照完的时候，慈禧就到暗房里去看新鲜。因为暗房太黑，所以大家都劝慈禧不要去了，但是慈禧还是抑制不住好奇，非要到暗房去看到底是怎么冲洗照片的。看到自己的照片泡在药水里，脸都是黑的，就非常吃惊，问德龄：“这脸怎么都是黑的啊？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兆头？”德龄就解释给慈禧听，说照片印出来还要漂洗，否则暴露在太阳底下就是黑的。慈禧马上说：“倒是非常有趣，还要费很多手脚。”等到把底片泡在药水里，慈禧看着自己的照片一点点变清晰的时候，就非常兴奋，像个小孩一样几乎用喊的声音说：“多神奇，全都活灵活现呢。”等到冲洗的过程全部完成以后，慈禧就把自己的照片拿回自己的房间，坐在她自己的椅子上，一张一张长时间盯着看，甚至拿过镜子，对比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她还常常拿着照片请身边的宫女太监过来看，看看能挑出来和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家的那张照片，就是勋龄为慈禧照完以后放大的。

 

　　在我们家保存的一些慈禧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在她70岁以后照的，因为她第一次照相的时候就已经69岁了。

　　据说在咸丰、同治年间，我国会照相和有机会照相的人寥寥无几，人们所熟悉并向往的依然是传统的肖像画。尤其是清廷昏聩的统治者阶层，曾一度视摄影为异端邪术，排斥于紫禁城之外。在他们看来，用镜箱对着皇帝、后妃取影，是冒犯“龙颜”、有失体统的逆举。这种观念直至19世纪末才稍有改变。

　　在慈禧所有的相片中，她都是戴两副耳环，其中一副不太显眼的小宝珠耳环从来没有摘下过，而只是频繁地更换另一副。据说这副小耳环是有来历的。原来，慈禧刚刚进宫的时候，正值妙龄，丰姿绰约，相貌动人，加上她善解人意，含情脉脉，因此逐渐博得咸丰皇帝的欢心，于是特赐她宝珠耳环一副。这宝珠耳环既是皇上所赐，也是自己的爱人所赐，所以慈禧对这副耳环还是非常在意的。

除此之外，慈禧还特下懿旨将其中几张神态仪表各异、角度不同的得意之作放成罕见的巨照，命令如意馆画师着上艳丽而协调的色彩。每幅都在长75厘米、宽60厘米之间，非常精细平整地拓裱在硬纸板上，装帧极为考究，并镶在长107厘米、宽85厘米的特制雕花金漆大镜框内，以增强艺术观赏效果。又专门配制了紫檀木匣盒，长128厘米、宽100厘米、厚20厘米，外加御用明黄色丝绣锦袱。其豪华程度，在世界上亦是绝无仅有的。当时这些照片大都悬挂于寝宫中，挂钩是银制行龙圆头的，因镜框太重，下面均配有一对底托钩。

　　可以想像，在20世纪初的技术条件下，把照片放大成这么大，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这些照片影像清晰，色彩雅丽，采光极为柔和协调，构图十分讲究，画面意境深邃，人物传神，立体感、质感均佳。这样的照片不仅在当时罕见，即使用现代标准衡量，也堪称是人物摄影的佳作，这足以体现出勋龄对于摄影术纯熟的技法和高超的艺术水准。在中国式的墙纸上展现出一幅幅足具中国特色、趣味横生的人物照片，颇引人注目。西方人的摄影构图总是力图脱离直线或垂线，而慈禧则要求在拍摄特写照时画面平衡对称，这种习惯是深受中国传统肖像画形式的影响，反映了不同民族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

　　但我们家保存的几张照片，就没有这么气派了。不过，还是有几张照片显示了慈禧人性的一面，这就是慈禧的扮妆照。据说这种照片一共有7张。慈禧在七旬大寿前的盛夏季节，化妆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打扮成观音模样拍照。很多人看到慈禧的这些照片都说她是装样子，但是人们为什么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揣测慈禧的这些举动呢？比如慈禧心里有一种为民祝福的心理，但是因为没有机会表达，封建守旧的人们不允许她这么做，也不允许她这么想，所以慈禧借着照相来表达另外一种感情呢？照片上的慈禧，身穿团花纹清装或团形寿字纹袍，头戴毗卢帽，外加五佛冠，左手捧净水瓶或搁在膝上，右手执念珠一串或柳枝。李莲英扮善财童子或守护神韦驮站其身右，左边则有扮成龙女者。

　　其实在慈禧身边曾经伺候慈禧多年的宫女眼里，慈禧并不是一个可恶的老太后，而是一个可亲的老太太。在《宫女往谈录》里有这样一段话：老太后是最圣明不过的人，对自己最亲信的贴身丫头是另眼相看的。不管在外面有多不顺心的事，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是外面的人所想不到的慈爱。譬如，她对我讲：“荣儿，你过来，你那辫梢梳得多么憨啊，若把辫绳留长一点，一走路，动摆开了，多好看。”等等，轻易不露出疾言厉色的面孔来。

　　我虽是慈禧的后人，但没有为慈禧辩解的意思。可是很多人在谈论她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没有事实根据地乱骂，根本也是不客观的。除非这个人知道慈禧，或者接触过慈禧，才能真正从自身的体会出发去感受慈禧。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原满族镶蓝旗人，生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清咸丰帝奕詝登基后，于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第一次挑选八旗秀女，叶赫那拉氏中选，时年16岁，次年五月进宫，事咸丰帝，为兰贵人，住储秀宫，咸丰四年（1854年）封懿嫔；六年三月生载淳，晋懿妃；翌年春又晋封懿贵妃。咸丰帝死后，载淳继位，懿贵妃被尊为皇太后，诏旨称圣母皇太后，旗籍亦抬入上三旗的镶黄旗。同治元年四月上徽号曰慈禧皇太后，以后又累上徽号，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帝死后，慈禧决定立溥仪为嗣皇帝，她自己被尊为太皇太后，次日即死于中海仪鸾殿，终年74岁。

　　在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慈禧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统治中国几达半个世纪之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显赫一时、影响至深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

　　　　　　　　　　　　　　　　　　　　　一

　　慈禧一生追求权欲和享受，她在生活上奢侈糜费，挥霍无度。凡世间享乐之事，诸如美食华服、纸牌戏剧、游山逗狗，她无所不好，在其晚年，又对照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摄影术于19世纪中叶才从西方传入中国，这一外来新鲜事物具有方法便捷，影相真实并便于长期保存等特点，摄影作品可供艺术欣赏，又可为社会交际和生活纪念之用，因而颇受清廷王公大臣们的青睐。兵部侍郎崇厚称之为“开数千年不传之秘”，刑部尚书崇实也赋诗称绝：“光学须从化学洋，西人格物有奇方，持一柄通明镜，大地山河无遁藏。”在咸丰、同治年间，我国会照相和有机会照相的人寥寥无几，人们所熟悉并向往的依然是传统的肖像画。尤其是清廷昏聩的统治者阶层，曾一度视摄影为异端邪术，而排斥于紫禁城之外。在他们看来，用镜箱对着皇帝、后妃取影，是冒犯“龙颜”，有失体统的逆举。这种观念直至19世纪末才梢有改变。
  
　　照相首先出现于一些朝廷大员和皇亲国戚的家中，并逐渐被推广而代替了传统肖像画。早在同治七年（1868年），办理洋务的恭亲王奕欣就曾请英国的约翰·汤姆森为他拍摄肖像。光绪十一年（1885年）醇亲王奕譞受命总理海军事务，于是年四月赴天津巡阅海防。为了加强宣传，他特招梁时泰和德国人来兴克进行拍照。这些照片于次年由醇亲王进呈皇帝御览，这样，摄影相片便首次进入了宫中。同年，清廷下旨绘制“四案图”，用以表彰为维护清朝统治而丧命的“功臣”， 奕譞提议绘画时应以“照相为准”。慈禧太后于当年首次看到摄影相片时，不禁大为惊叹和赞赏。

　　慈禧晚年喜欢为自己画肖像，曾以厚金聘外国画师进宫供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将一幅八英寸着色全家照，命驻华公使赠送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当她看到摄影比画像快而方便，并且神情酷肖，效果更为真实时，跃跃欲试的心情便日益强烈，对照相产生浓厚兴趣，想亲身领略一下其奥妙了。
  
　　摄影在当时主要还是采用玻璃版底片或干片，它的成像程序复杂，全部照相材料均须进口，成本昂贵。如今故宫博物院内换珍藏着大量当年所摄的玻璃底片和照片，其中仅慈禧一人晚年所拍照的三十余种装束、神态各异的照片就有百余张，大多系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其七旬寿辰前的留影，都是由清廷曾驻日、法公使三品卿衔裕庚的次子勋龄所摄。光绪二十九年，曾在西方研习过摄影术的勋龄奉旨进宫，携带刚运回国的全套照相器材，专门为慈禧太后拍照。勋龄的妹妹容龄曾任慈禧御前女官，她回忆说：“有一次，慈禧问我姊妹俩会不会照相，她想在画像之前先照几张相，从外边找人来照相不很方便。我母亲说：‘她们两人不会照相，奴才勋龄会照相。’慈禧说：‘那很好，明天就让他进来给我照相，照出相来好让柯姑娘照着画。’” 勋龄曾自述：“光绪年间，勋龄及两妹追随先母，同侍宫闱，凡慈禧太后之御照，莫不由仆一人所摄。”

　　慈禧为了照相，特传御旨在其颐和园寝宫乐寿堂前搭席棚，用布景屏风为衬，并按殿内样布置豪华的陈设。当时颐和园内虽已有电灯，但不具备用于摄影的照明器材，为了突出主体人物的立体形象，又不触犯慈禧所忌讳的阴阳脸，提高成相的清晰度，只有利用自然的散射光，方可使其“尊容”拍摄达到最佳效果。慈禧在照相之前，要亲自翻阅历书，选定吉日良辰。拍照时常命御用摄影师勋龄为其连续拍上几张不同姿态的宫装像，并迫不及待地命令将每张放大数幅，还要速将尚未上光的带水的样片呈奉御览。 
 
  　　　　　　　　　　　　　　　　　　　　　二

　　慈禧所拍照片，在故宫旧藏《宫中档簿·圣容帐》上有详细的记载，原文如下：

　　《圣容帐》，光绪二十九年七月立；
　　戴冠穿花卉大圣容十六件，带匣子。
　　梳头穿花卉大圣容十九件。
　　梳小头穿花卉半身团扇乘轿圣容五十九件。
　　梳小头穿花卉戴璎珞圣容四十八件。
　　……（原文从略）。

　　以上慈禧照片共计约三十种，其中放制最多的一种放大了百余幅，这和故宫博物院旧藏慈禧照片的种数相吻合。这批照片均为慈禧七旬大寿之前所拍，系特为其寿辰时悬于宫中或赏赐他人之用。所照主要为全身相，半身相极少，记载中只发现一种“梳头穿花卉半身大圣容一件”。而目前故宫珍藏的慈禧照片则都是全身的。大概她很迷信，认为只照头部，缺臂少腿是不吉利的，还是端端正正坐（或站）着照全身相，才有福气，才显得庄重吉祥。她哪里懂得美学，更不懂什么特写镜头了。目前，除故宫外，国内外其他各大博物馆及社会上私人所收藏的慈禧原照，已可谓凤毛麟角。

　　　　　　　　　　　　　　　　　　　　　三

　　慈禧所拍照片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二十余张慈禧的单人特写照，均摄于颐和园乐寿堂前一个宽大的御座旁，或站或坐，虽已是69岁的老妪，却面貌姣媚，目光炯炯有神，可可、以窥见她保养有方，青春长驻。每幅照片中，慈禧的装束、头饰和周围的陈设皆不相同。慈禧特下御旨将其中几张神态仪表各异、角度不同的得意之作放成罕见的巨照，并命如意馆画师着上艳丽而协调的色彩。每幅都在长75厘米、宽60厘米之间，非常精细平整地拓裱在硬纸板上，装帧极为考究，并镶在长107厘米、宽85厘米的特制雕花金漆大镜框内，以增强艺术观赏效果。又专门配制了紫檀木匣盒，长128厘米、宽100厘米、厚20厘米。外加御用明黄色丝绣锦袱。其豪华程度，在世界上亦是绝无仅有的。当时这些照片大都悬挂于寝宫中，挂钩是银制行龙圆头的，因镜框太重，下面均配有一对底托钩。可以想见，在20世纪初的技术条件下，把照片放成如此之大，甚为不易。且这些照片影相清晰，色彩雅丽，采光极为柔和协调，构图十分讲究，画面意境深邃，人物传神，立体感、质感均佳。这样的照片不仅在当时罕见，即使用现代标准衡量，也堪称是人物摄影的佳作，足以体现出勋龄于摄影术纯熟的技法和高超的艺术水准。在中国式的墙纸上展现出一幅幅足具中国特色、趣味横生的人物照片，颇引人注目。西方人的摄影构图总是力图脱离直线或垂线，而慈禧则要求在拍摄特写照时画面平衡对称，这种习惯是深受中国传统肖像画形式的影响，反映了不同民族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
　　
　　据《清宫琐记》载：“勋龄给慈禧照相，他在对光的时候要跪着，但跪着又够不着照相机。李莲英便给他搬来一把凳子，让他跪在凳子上照。慈禧说：‘就让他在照相的时候免跪吧。’勋龄是大近视眼，在慈禧面前是不准戴眼镜的，勋龄不戴眼镜便无法对光，他只好告诉李莲英。李莲英禀明慈禧，特许他戴着眼镜对光。慈禧太后在拍这类个人特写照时，每拍一张都要更换一身袍褂装饰。她所穿的衣服包括各色绸缎绣龙袍、龙褂、绣蟒袍、绣百蝶袍、绣牡丹袍、绣凤和寿字袍，各色缂丝、绣不同式样的寿字图案敞衣、马褂、金丝串珠丝绣礼服、绣花串珠褂等，有的袍褂还镶有金边。衣服上都密缀了许多上等明珠，乌黑的两把头上则插着金银凤簪、玉蝴蝶、珠宝或翠花等各种不同的头饰，禀佩戴各式名贵的耳环，璀璨耀目。有几幅照片头饰左边还悬着八串珠珞。手上则带有几副玉钏、翠戒、搬指、在右手的中指和小指上戴着三寸长的金指甲套，左手戴有同样长的玉指甲套，各种首饰都与袍褂相配称，在珠宝之间，还夹有几朵鲜花，白茉莉是慈禧最喜欢的一种。
 
　　值得一提的是，慈禧虽然珠宝无数，每次拍照时的装束及首饰也不尽相同，风采各异，但注意观察就会发现，慈禧所有的照片中皆戴有两副耳环，其中一副不太显眼的小宝珠耳环从来不曾摘过，而只是频繁地更换另一副。原来慈禧初进宫时，正值妙龄，丰姿俊俏，为嫔时就灵巧过人，能背诵五经，通达满文，大略浏览过二十史，通晓古今治乱大事，又能察言观色迎合上意，遂得咸丰帝独宠一时。
 
 
 
　　照片中御座周围的陈设也随时更换，其中有鹤灯、九桃檀香熏炉、盛满水果的七宝锦鸡牡丹大瓷盒、插着盛开的荷花的龙凤大胆瓶，另有兰花、青松、钟表等。御座周围地上铺着华丽精美的提花地毯，座后是孔雀牡丹围屏，上悬“大清国当今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横幅，御座两旁竖着一对孔雀翎掌扇。或换成松柏玉兰屏风，后边以布帏挡住，布帏上绘山石丛竹图案，屏风上悬挂有一幅横匾，上写“大清国当今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26字，并携“慈禧皇太后之宝”和“大雅斋”御玺，有“光绪癸卯年”（1903年）款。这26字中有16字是徽号，慈禧既是第一次上的徽号，所谓徽号，系帝后尊号之上再加的褒美之词。
 
　　清代帝王徽号，每次大多是两个字，凡遇庆典，都可以增加。按制，一个皇太后一生最多能上10次徽号。慈禧一生共上了8次，即横匾上的这16字徽号。5年后即1908年，慈禧去世，逝世以后即以徽号为谥。慈禧一生所上的徽号，在有清一代的皇太后中仅次于太宗皇太极的妃子、顺治帝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孝庄一生共上徽号10次即20字；死后又没有以徽号为谥，雍正、乾隆等为累加谥，其谥为另外16字，因此，慈禧一生出尽风头，也是其他皇太后所不能比拟的。

　　第二类是化装照，共7张。慈禧在七旬大寿前的盛夏季节，自比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打扮成观音模样拍照。她身穿团花纹清装或团形寿字纹袍，头戴毗卢帽，外加五佛冠，左手捧净水瓶或搁在膝上，右手执念珠一串或柳枝。李莲英扮善财童子或守护神韦驮站其身右，左边则有扮成龙女者。
 
　　据内务府档案载：“七月十六日海里照相，乘平船，不要蓬。四格格扮善财，穿莲花衣，着下屋绷，莲英扮韦驮，想着带韦驮盔、行头，三姑娘、五姑娘扮撑船仙女，带渔家罩，穿素白蛇衣服，想着带行头，红绿亦可，船上桨要两个，着花园预备。带竹叶之竹杆十数根，着三顺预备。于初八日要齐。呈览。”从事前准备之精细，可以想见场面之大。从照片上看，其成像清晰，布局自然，人物神态各异。在盛开的荷花丛中，背后是彩绘山石竹林的布景，丛竹上悬一云头形牌，牌上楷书“普陀山观音大士”7字，好似一幅年代久远的古壁画。

　　《清宫遗闻》有诗云：“垂帘余暇参禅寂，妙相庄严入画图。一自善财承殿宠，都将老佛当嵩呼。”并注解说：“孝钦后政暇尝作观音妆，以内监李莲英为善财，李妹为龙女，用西法照一极大相悬于寝殿宫中，均呼孝钦为老佛爷。”在中海化妆乘坐无蓬平底船游湖，随侍慈禧一同照相的有隆裕皇后、瑾妃、庆亲王奕劻的三格格和四格格、德龄、德龄母亲、容龄、袁大奶奶、总管太监李莲英及女官等。慈禧独坐船中，皇亲格格女官们围立左右，穿清朝服装的美国女画家卡尔也在其中，几名太监则在两边撑船侍侯。蔡东藩在《西太后演义》中写道：“且有一张渔家装束，亦与后妃人等并[拍，烟蓑雨笠，孤棹扁舟，颇脱尽宫闱习气，乃是在颐和园昆明湖中照的，西太后很是欣慰，晒印了好几页，随处悬挂，后来流传京外，各直省都仰慈容。”

　　第三类为慈禧与后妃、格格、女官及外国公使夫人等的合影。慈禧的照片大都摄于风景秀丽的颐和园。慈禧太后每年春、夏、秋三季，都住在颐和园听政，待十月初十日其大寿之后方起驾回紫禁城，慈禧在七旬大庆时，不顾国危财蹙，于颐和园中赏戏七天，并摄影、画像，奢侈糜费，肆意享乐。慈禧晚年经常在颐和园内的乐寿堂、仁寿殿、排云殿招待外国公使夫人，有一张慈禧与美国公使康格夫人等的合影，实为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上不可多得的见证。

　　慈禧所用的化妆品大多是洋货，如巴黎香水、香粉、法国镀金镜等。她在拍照前特地更换一身绣满寿字和各色大朵牡丹并镶有金边的袍褂，又饰以许多美玉与珍珠璎珞。冠冕上挂满珠宝，有玉制的凤、蝴蝶及珠花、金簪等。绣袍外的披肩形似鱼网，是由3500颗专供帝后御用的东珠穿织而成，璀璨夺目。手上戴着几副珠、金、玉镯及宝石戒指，脚蹬饰缀着串珠的绣花高足花盆底鞋。年已七旬的慈禧，打扮得雍容华贵，端坐于御座上，左右站立着外国公使夫人等。

　　第四类是慈禧起驾与乘舆前往仁寿殿的照片各一张。

　　照片上一大群太监及后妃、宫女们前呼后拥，大总管李莲英、二总管崔玉贵在前开路，反映出宫闱生活的一个侧面。后人可以从这一场面中看到清代的銮舆、仪仗和殿前为避暑用所搭的天棚，慈禧平日喜欢赏戏、逗小狗，就连与后妃、太监们合影时，也不忘带上她那条备受宠爱的黝黑长绒毛狮子狗。照片上的慈禧，手腕上戴着玉镯，手指上戴着长长的指甲套。那玉镯，还是咸丰皇帝宠幸她时亲自赠送与她的，慈禧一直戴着它，并伴着她进了东陵的地宫。

　　提起慈禧的指甲，还有一段故事呢。慈禧爱留指甲，尤其是一双手的两个无名指和小手指，最长可达七八寸，当然其他如拇指、食指、中指也爱留指甲，为了修饰保护好这一双手的指甲，每天要用温水浸泡和用剪子修理，并特制了各色指甲套，戴在手指上，切切实实地保护好，以免受到外来损伤。给慈禧特别加工定制的指甲套有镂空嵌丝珐琅的，也有纯金的，名贵已极，真可谓金玉满身，珠翠盈头，确也糜费惊人。从这些历史照片中，对慈禧晚年生活亦可窥见一斑。这一系列富有独特的纪实效果的照片，既留下了慈禧晚年的真实形象，也在客观上起了介绍、传播、推广摄影术的作用，此后宫廷上下，朝野内外，无不争相效尤，此风久久不衰。

　 　慈禧这批具有文献性的宫中生活照片，随着时光的流逝，它的历史文物价值亦与日俱增，而深为世界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们所珍视。据新加坡《联合晚报》报道：“最近，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以13000多英镑的高价，购入一张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的照片。”从这些清末的原始照片上，人们得以了解当时的摄影技术水准，而照片中的人物、銮舆、仪仗、衣冠、服饰等真实、形象的资料，对于研究清末的政治、经济、外交、典章制度及宫廷生活来说，无疑是极为难得和弥足珍贵的。 
 

 照相首先出现于一些朝廷大员和皇亲国戚的家中，并逐渐被推广而代替了传统肖像画。早在同治七年（1868年），办理洋务的恭亲王奕訢就曾请英国的约翰·汤姆森为他拍摄肖像。光绪十一年（1885年）醇亲王奕譞受命总理海军事务，于是年四月赴天津巡阅海防。为了加强宣传，他特招梁时泰和德国人来兴克进行拍照。这些照片于次年由醇亲王进呈皇帝御览，这样，摄影相片便首次进入了宫中。同年，清廷下旨绘制“四案图”，用以表彰为维护清朝统治而丧命的“功臣”， 奕譞提议绘画时应以“照相为准”。慈禧太后于当年首次看到摄影相片时，不禁大为惊叹和赞赏。
　　慈禧晚年喜欢为自己画肖像，曾以厚金聘外国画师进宫供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将一幅八英寸着色全家照，命驻华公使赠送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当她看到摄影比画像快而方便，并且神情酷肖，效果更为真实时，跃跃欲试的心情便日益强烈，对照相产生浓厚兴趣，想亲身领略一下其奥妙了。
　　摄影在当时主要还是采用玻璃版底片或干片，它的成像程序复杂，全部照相材料均须进口，成本昂贵。如今故宫博物院内换珍藏着大量当年所摄的玻璃底片和照片，其中仅慈禧一人晚年所拍照的三十余种装束、神态各异的照片就有百余张，大多系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其七旬寿辰前的留影，都是由清廷曾驻日、法公使三品卿衔裕庚的次子勋龄所摄。光绪二十九年，曾在西方研习过摄影术的勋龄奉旨进宫，携带刚运回国的全套照相器材，专门为慈禧太后拍照。勋龄的妹妹容龄曾任慈禧御前女官，她回忆说：“有一次，慈禧问我姊妹俩会不会照相，她想在画像之前先照几张相，从外边找人来照相不很方便。我母亲说：‘她们两人不会照相，奴才勋龄会照相。’慈禧说：‘那很好，明天就让他进来给我照相，照出相来好让柯姑娘照着画。’” 勋龄曾自述：“光绪年间，勋龄及两妹追随先母，同侍宫闱，凡慈禧太后之御照，莫不由仆一人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