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观兵周疆，问鼎中原。在春秋时期要成为诸侯列国公认尊崇的霸主，必须军事、政治、外交手段三管齐下，通过盟会等形式，首先控制以周天子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国家（郑、宋、许、陈、蔡、曹、卫等国），迫使其归顺依附，纳贡臣服。楚庄王要想取晋国的霸主地位而代之，也须遵循此道。为了实现历代祖先“观兵中国、北上争霸”的战略目标，楚庄王在稳定内部、巩固后方、实力增强之后，即开始出兵中原，攻伐陈、郑等中小国家，迫使它们背晋从楚。为了使这一目的能顺利实现，楚庄王还加强了外交攻势，以孤立晋国，争取郑、宋诸国屈服。具体的做法就是联秦盟齐，结好吴、越，团结鲁郑等中小国家，使晋国陷于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事实证明，楚庄王这一北进战略收效甚大，它使得陈、郑、蔡等国多次叛晋附楚，晋国对中原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其霸主地位岌岌可危，而楚国在战略上日益处于优势主动地位。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借出兵征伐陆浑之戎（在今河南嵩县及伊川县境）为名，公然陈兵于周天子都城洛邑郊外，向周天子使臣询问九鼎之轻重。“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14]并声称“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15]九鼎是天子权力的象征，庄王此举，意在显示楚有席卷中原、号令天下的实力，尤其是要展示楚国的先进武器和战略物资——铜兵器与铜资源。并试探晋国等中原诸侯国的反应。但王孙满一番明主“在德不在鼎”的理论很有说服力，于是庄王引兵而退。

4、反复争夺，决战致胜。楚庄王观兵周疆后，因“郑即晋故”，而移兵“侵郑”。此后，晋楚争夺郑、陈、宋国的拉锯战连年发生，其中尤以争夺郑国为首要任务。为此，从公元前606年至公元前598年的八年中，楚七次攻伐郑国，在对晋斗争中逐渐占了上风[16]。这是因为，控制了郑国，等于占据了中原腹心，进而可以封锁黄河，阻止晋国势力南下，所以，楚庄王的大多数军事行动，都是围绕着与晋国争夺郑、陈、宋而展开的。而处于晋楚争霸夹缝中的郑、陈、蔡等小国，也只有采取“墙头草，随风倒”政策，楚强则服楚，晋强则服晋，“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但这种长期拉锯战局面的存在是楚庄王所不愿看到的，楚国只有直接战胜晋国才能夺得霸主地位，而晋国也不甘心丢掉中原霸权，晋楚双方的一场战略决战在所难免。公元前597年春，楚庄王以郑附晋叛楚为罪名，亲率大军伐郑，就此拉开了晋、楚邲之战的序幕。在这一决战中，楚军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无力等弱点，适时出击，取得了胜利，使晋军受到重创，从而一洗城濮之战失败的耻辱。接着，楚庄王进兵衡雍（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在那里以胜利者的身份修筑楚先君宫殿，举行祭河仪式和祝捷大会，然后撤军凯旋。公元前595年，楚庄王乘邲之战胜利之余威，再接再厉，兴兵伐宋，进围宋都，晋不敢救，认为“天方授楚，不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17]楚围宋达9个月之久，宋被迫降楚。与此同时，齐、鲁等国也遣使与楚通好。至此，楚国北进中原之势达于鼎盛，几代楚人“观兵中国、争霸中原”的战略目标终于完全实现，楚庄王无可争辩地跻身于史所称道的“春秋五霸”之列。

              楚庄王军事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史料中所记述的楚庄王的军事、政治实践和言论来看，他的军事战略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理论宝库，为《孙子兵法》和古代军事谋略以及战役、战术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主要内容和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德服人，“止戈为武”。讲究武德、以德服人、安国利民，在楚庄王的军事战略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楚军取得邲之战胜利后，大将潘党建议庄王将晋军尸体集中掩埋、筑为高丘并树立标志，以向世人和后人显示楚军之武功战绩。“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庄王批评潘党不懂“武功”的真正意义，并从“止戈为武”的字义讲到了使用武力的本质要求：“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己，武非吾功也。”[18]应该说，楚庄王对战争的这一认识是值得肯定的，他最早提出了“以战止战”、讲究武德、禁暴安民、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的战争道德理念，对中国古代传统军事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他之后的《孙子兵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思想的痕迹。如“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言，此谋攻之法也。”[19]这些军事理论的形成，很显然是对春秋时期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应当说，在诸侯纷争的春秋时代，楚庄王提出“禁暴、戢兵、安民、和众、丰财”的军事观，是难能可贵的，也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可以说，终庄王一生，始终把讲究“武德”作为军事行动的基本出发点，直到临终前，他还遗嘱太子及大臣“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 [20]这种“以德服人”、“止戈为武”的军事战略思想，至今仍有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2．言信行果，广结联盟。楚庄王极为重视使战争服从于政治、局部服从于整体，把言信行果、广结联盟作为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率采取军事行动。他在与晋的争霸战争中着眼长远战略目标，极力避免两面作战，伐交伐谋，尽量与齐、秦等大国保持友好同盟关系，达到从整体上牵制和孤立晋国的目的，而把作战目标集中在依附于晋的郑、陈、宋等中原诸国，兵威、礼义和外交攻势多管齐下，从而逐步取得了对晋争霸的战略优势地位。其中特别是“复陈”、“存郑”、“和宋”等决策，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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