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受楚人尊敬的国君,从“筚路蓝缕”,到“甚得江汉间民和”,反映了经过百余年的惨淡经营、开疆拓土,熊氏家族整军经武,已基本控制了江汉平原的广大地区,成为威镇南方的实际统治者。 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无疑成为楚庄王军事战略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3、楚武王、文王、成王北进中原、观兵中国的争霸战略。楚武王熊通在位51年,他东征北伐,进一步开辟疆土,“得志于汉东”,国势日渐强盛。《左传》桓公二年(公元前710年,楚武王三十一年)云:“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说明楚国已威胁到中原诸国的安全。楚武王三十五年,兴兵伐随,逼迫随国向周王室转达尊楚的政治要求,其辞曰:“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应允赴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5]从楚武王的角度考虑,提出加位升级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因为熊绎时的“子男田”名分已经无法与占有江汉平原广大地区且军力强大的实际地位相适应,周王室的歧视性政策自然激起楚的反感,因此要“观中国之政”,在得不到允许的情况下,索性自立为王,与周王室分庭抗礼,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自武王之后,楚国历代称王。楚文王攻申取邓、破蔡灭息、伐郑侵陈,开始进入中原地区,到楚成王时,已经拥有“楚地千里”,并终于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6]这等于承认“楚地千里”的既成事实,并放手让楚国在南方夷越地区发展,只要不北上“侵略”中原就行。至此,楚国“欲观中国之政、请尊吾号”的政治目标初步实现。但周天子似乎只承认了楚的“尊号”,并不欲其“观中国之政”。因此,争夺中原霸权仍是楚王继续努力的目标。楚成王在位46年,其子楚穆王在位12年,这58年的时间内楚国主要是与齐、晋争夺中原霸权,尤其是与晋国的矛盾成为楚国制定内政外交和军事行动的基本出发点。其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惊心动魄的战争风云,以及波谲云诡的军事谋略,对楚庄王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从楚武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自立为王到楚穆王十二年(公元前614年)约90年间,四代楚王(武王、文王、成王、穆王)也为庄王霸业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综合国力基础。但这一战略目标的完全实现还有待于楚庄王审时度势,励精图治,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建立巩固的王权政治,不断增强楚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事实证明,楚庄王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历史也选择了楚庄王。
楚庄王建立霸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基础
楚庄王刚即位时,晋国利用楚国君位更替、政局不稳定的机会,重振其在中原地区的霸权。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晋国召集鲁、宋、郑、卫、许、曹诸国在宋国新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举行盟会。“六月,同盟于新城,从于楚者服。”[7]次年,晋国以蔡国未应召赴新城之会为由,遣郤缺帅师伐蔡。大军压境之下,蔡庄公被迫向晋求和,依附于晋。“新城之盟,蔡人不与。晋郤缺以上军、下军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还。”[8]眼看自己的属国受强敌入侵和城下之盟的奇耻大辱而无力救援,楚国的威信无疑大大降低。此时,原来服从于楚的陈、郑等中原国家纷纷转而从晋,对楚国的北上争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雄心勃勃的楚庄王此时正积蓄力量,待机北上反击。他经过三年时间的静观时变、养精蓄锐之后,开始将扩张势力、北上反击、争霸中原,提到了议事日程。为此他制定了系统的战略方针,揭开了与晋全面抗衡、一决雌雄的争霸战争帷幕。
1.加强王权,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庄王即位之初,楚国内部贵族势力相当强大,宗室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相当尖锐,王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庄王为加强王权,采取了果断措施。他先是平定了公子燮和公子仪的政变。《左传·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公子仪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乱。城郢,而使贼杀子孔,不克而还。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将如商密,庐戢梨及叔麇诱之,遂杀斗克及公子燮。”[9]《国语》也有类似记载:“昔庄王方弱,申公子仪父为师,王子燮为傅,使师崇、子孔帅师以伐舒。燮及仪父施二帅而分其室。师还至,则以王如庐,庐戢黎杀二子而复王。”[10]根据史料分析,这次政变的基本情况是:二子乘子孔、潘崇帅师伐群舒之机发动政变,事败后挟持庄王外逃,幸得庐大夫戢黎、叔麇相助,杀二子而解救庄王,庄王复位,政变被平息。庄王九年(公元前605年),又一举剿灭兴兵叛乱的若敖氏。通过平息这两次大的武装政变活动,敢于争夺王位的宗室贵族势力基本被清除,使得庄王的中央集权大大加强。虽然能征善战的若敖氏家族曾经是楚人的“战神”,“战神”的覆灭给楚国“留下了短期难以愈合的创伤”,[11]但这是加强楚国王权、稳定内部政局的需要,是完全正确的。与此同时,楚庄王积极改革内政,举贤任能,他起用著名政治家孙叔敖为令尹,在孙叔敖的辅助下,楚国鼓励农耕,开垦荒地,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为政清廉,使士农工商各得其所,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楚庄王积极扩军备战,军事实力进一步加强。楚国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富国强兵,使敌对的晋人也甚为叹服。邲之战前晋上将军士会(又名随武子、士季、范武子、随会)就曾劝告晋君勿与楚战,战必失利,他说:楚国“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12]这说明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楚国实力大增,已非晋国所能匹敌,是真的要“退避三舍”、勿与争锋了。
2、攻灭周边小国,消除侧翼威胁,巩固楚国后方。庄王即位之初,楚国因自然灾害发生严重饥荒。公元前611年,戎、蛮小国乘机叛乱,楚国侧翼受到严重威胁。“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今湖北房县南),师于大林(今湖北荆门西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今湖北钟祥境内)。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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