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导游小姐，一位从调景岭木屋区出生的国民党老兵的孙女儿，还告诉了我们一种看不见的高度，香港人的收入高了，文明程度也高了。八九年前，我曾在调景岭看到一位邋遢的、只穿着一件大裤衩的老兵头在街边上撒尿，脾气很坏，当人们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他时，他一边邋遢地从嘴里大口大口地喷出浊气，恶言恶语破口大骂，一边邋遢地拎着裤子逃回到一扇破门里。而现在，这些老兵以及他们的后代都搬进了带卫生间的公屋村，这是特区政府专门为香港的无房户修建的，市政局流动的公共图书馆也开到了这里。这样的流动图书馆，我在别的城市从未看见过，白色的车身，印着紫荆花的紫红色图案，还有带扶手的梯子方便人上下。谁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我亲眼看到了一座城市对于文化的深入和周到。当然，我也不相信这样一个流动的公共图书馆就能提升整个香港的文明程度，一切人类文明都是以经济为支撑点的。财富，很俗。但财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支配了人们的大部分趣味，就像那位漂亮导游小姐所说，一个人的房间里有了洗手间，谁还愿去街边上方便？惟有安身，方可立命。一个人在香港，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又怎么叫他去热爱香港？

城市不是别的，实际上就是人本身的故事，甚至就是人的命运。这些年，特区政府为改变人居环境费尽了心血，但他们没有那种急功近利的纯技术思维，更没有急于求成地到处滥建房，而是先通过各种各样的自由论坛来灌输一种具有更高文明层次的城居理念。在维多利亚公园，我们这些从内地来的以虚构为职业的文人旁听了一次关于老城区重建计划的“城市论坛”，从那些博雅而有君子风范的专家到最底层的市民，那种平等的对话和平和的交流，至少在内地是极少见的，而那些新建筑的模型，仿佛已成为隐秘的城市景现，我感觉他们已不是在讨论有关一幢房子的建设，而是一种关于信仰的话题。在这里，每一个人的智慧、才情、想象力和独创性都有表达的机会，当然也有争鸣，多种声音的共存，让每一个层面的人都能传达出一种精神诉求，这正是多元社会的本质。香港很少有那些相互仿制的楼盘，香港人考虑的，也的确不是玩出一点什么新花样，而是把每一幢房子建好，把香港建得更美。一座最具人格魅力的城市，绝非钢筋水泥所堆砌起来的，而只能从信仰中支撑起诗意的空间。真的，这就是他们虔诚的信仰。

直到我们离开时，这样的讨论还没有停止，或许，在他们对一座城市开始塑造时，也在重新塑造自己。而我们，也一个个变得沉默了，虔诚了，连最爱搞笑的剧作家魏先生，也突然少了许多废话。静穆中，我们似乎正从香港的外面进入它的内部，在渐渐降临的夜色的背景中，一幢古典建筑异常突兀，我知道，那是圣约翰大教堂，香港最早的基督教堂之一。但我们这些没有信仰的人，并非来拜谒上帝，而是想找到一个更好的角度，甚至是香港百余年来的一个坐标，来看一座更隐秘的香港。没有这样一个坐标，你很难发现，这夜色深处所展开的迷人的色彩，到底是人类创造的，还是上帝涂抹的神迹。

当夜香港带着鲜明的轮廓呈现在大海之滨时，我突然想再看看那条小街——中英街（我发现我对那条小街依然怀有比较特殊的感情）。我已经很少去那儿了，但我不会认错回家的方向。也许，那只是香港的一个过门，但正是从它开始，我们走出了许许多多条路，从罗湖，到蛇口，香港也敞开了她所有的门。这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和这远东的最广袤宽厚的大陆，堪称相得益彰的天然绝配，无论从香港去内地，还是从内地来香港，你都会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一种血缘的联系和灵肉深处的相互滋养。此时，教堂里的灯光从肩膀后照过来。夜晚在深入。海天之上的繁星，清晰得如同诸神的慧眼。是什么让人类的眼睛越来越深邃了，是时间。如果上帝有一双凝望的眼睛，也一定会惊叹，在这短暂的十年中，一座城市已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隐喻，她在时间中又重新获得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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