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都想不起我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沈念的，好像是在一家茶楼，一个白皙单瘦的小伙子，侧身而坐，外套虽然有点磨损但非常干净。几年了，想起来，依稀就这点印象。而且那次见面似乎并没有拉近我们的距离。感到他的文弱、羞涩和腼腆，甚至还搀杂了某些顾忌。这让我们的初次见面似乎隔着什么，难免也就有了几分陌生之感。
  　在见到他之前自然已读过他的一些作品，尤其那篇《羊从周头湖走远》，立刻就让我感觉到了他的纯粹，而且尖锐，有冰的质感。沈念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一代人在文学艺术退出公共精神领域（这种退出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自觉规避，也有被动排斥的因素）之后的边缘上开始生长出来的，力图让文学艺术保持纯粹性的唯美追求，一开始就是浸于他们骨血中的东西，他们卓越的感受性，以及心灵中所有的维妙东西，在沈念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让我感到陌生。这种陌生既缘于他新颖的叙事方式，他的精神姿态，他的发现，他打量这个世界的视角和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我们完全是不同的。这种陌生感，让我重新感到了文学艺术的神秘。神秘的召唤。
  　我一直在后悔，甚至责备自己，我第一次见面时说过的那句话可能伤害了这位谨小慎微的年轻人。我在由衷地赞赏了他的艺术才华之后，突然说了一句，很多具有天赋的文学青年，不到两三年就忽然夭折了。沈念当时可能没有深究我这话里的另一种深意，我记得他摇摇头，笑了一下，然后就一直仰头，看天。或许是觉得我这话太刺耳了，也可能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说实话，当时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是过来人，我知道世俗的力量有多强大，多龌龊，对于纯粹的文学艺术，这样的生存环境有多恶劣。究竟需要多大的力量来坚守这样的纯粹，来抵御世俗强大的诱惑，沈念，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的确是很容易落入另一种宿命的，就像他自己笔下的那只羊的命运。而这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之后我和沈念打交道的时间渐渐多了，也就有了许多必不可少的交流和沟通。我感到他的迅速变化，由形式之“变”而臻于精神上的“化境”，也读到了他发表在《十月》、《芙蓉》、《山花》等刊物上的作品，在这样一个发表远胜于“出版书”的年代，只要对文艺界稍有关注的人，就知道沈念取得了多么骄人的成绩。我把沈念的主要作品要来系统地读了一遍，他的《对一个冬天的观察》，文字还是那样干净，但分明多了一些钙质，尤其是器局上更开阔了。我感觉到生活已经开始对他起作用了。文学是弱者的声音，沈念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附属子弟学校的教师，对于这个时代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他虽不可能参与，但对于弱者的生存状况他比我更有体验。他想过要写一篇《对一个夏天的观察》，他同我说到这个题材时，我忘不了他忧郁的无可奈何的神情，而文学要解决的也不是现实的社会的难题，更不是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但文学必须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见证和诉说，而绝不是为了抒发内心里的一点儿淡淡的哀愁和忧伤。沈念从《对一个冬天的观察》开始，由“新散文”表面的经验上滑行进入了更深层次的生命核心。
  　去年初，沈念的生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离开了一个相对比较狭小的圈子，到报社当了记者。或许要过一些年后才会看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角色的转换，对于一个作家，这对他的一生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可能，暂时写的东西会少一些，但还很年轻的沈念有了更多的机会来把生活的内部元素认识清楚，他每天所接触的事、所接触的人都在为他今后的文学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而更重要的是，在与各种生活、各种人广泛接触之后，他会重新追问写作的价值。
  　而我在和沈念打了不少交道之后，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对一些细致的感觉、细致的情绪的捕捉，总能显示出他的诗人气质和天赋，而这正是我十分缺乏的。从他身上我感觉到了文学的另一种力量，我越来越感觉到他的“弱”里也有着精神上十分强壮的东西，而他的谦逊里却又分明透出一股倔劲。
  　又一天，我在步行街散步时忽然看到一对小两口，手牵手地走了过去。那不是沈念吗？我一下子愣住了。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他们走了好远我又好奇地回头去看，就在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对沈念的陌生是真实的。而他的作品应该说我是读了不少了，也仍然有一种类似的陌生之感，这说明他仍在不断地创新，从生活到作品都在不断地拓展新的精神领域，同时也在创造自己。我寄望于他一直保持这样的陌生感，让人每次见到他，以为又一个新的沈念出现了。（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