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是最大可能地排除了“市侩”习气，“畅销书”思维，“策略”意识，“隐喻”本能。这绝对是一次反市场的写作。写作之前，我已经准备好接受如下结果：发表不了，出版不了，获不了奖，挣不了钱，拍不成电影电视。
问：现在看来，这倒像是您的写作策略。
答：不，绝不是策略。这部书，只是一个平凡人的一项劳动成果。作为一个合格的劳动者，在劳动的时候，没太偷工减料就行。
问：您觉得，这本书不同于其它小说的地方在哪儿？
答：当大多数中国作家把“气味”“味道”“滋味”这类玩意，视作小说的最高美学时，我就狠下决心，要写一部“没滋味”的小说出来。
问：您认为小说不需要滋味吗？
答：我觉得，中国作家太喜欢躲藏在“滋味”里了。滋味是他们的生命，是他们的避难所，是他们没处可去时的唯一去处。说实话，我也喜欢看有滋味的东西。但我坚信，“滋味”不能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唯一理想。
问：能不能说，这是一部政治小说？
答：不能，但是，我很乐意承认，这部小说与政治有关。因为，政治和我们的生活太有关系了，甚至我们的DNA里面，也有政治。更别说，这个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文革”期间，即使是上厕所和做爱，也可能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且，从认识论上说，我相信任何一部重要的小说，都与政治有关。大约五年前，我还不这么认为。那时候我更喜欢唯美的，温馨的，冲和的，与政治无关的东西。但是，那时候我还小，那时候我还是个初学者。现在我长大了，我知道我的生活不单是一己一私的事情，我的生活与布什有关，与本?拉登有关，与近处的政治和远处的政治都有关。10000公里之外的输油管道爆炸了，也与我有关。一个家庭妇女可以说无关，一个作家不能这么说。当一个茶馆里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勿谈国事”四个字的时候，是容易理解的。当一部小说里，所有的人物，到谨慎到“勿谈国事”时，这样的谨慎是不可饶恕的。
问：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答：我相信，政治影响日常生活的方式，比我们知道的和想像的还要微妙得多，我也相信，政治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碰不得的东西，和经济、艺术、哲学、宗教一样，政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是可以拿来研究和谈论的。
问：读者普遍认为，这部小说，有着非凡的心理深度，有一种中国小说普遍缺乏的心理力量，你在写作时，是怎么对待心理问题的？
答：我对自己说，一切事件，都要在人物心理上找到烙印。像文革这样的大事件，不能过了就过了，所有的人都像没事人似的，转眼之前，就欢天喜地地投入新的生活了。我相信，至少有一个人，是不能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至少有一个人，用他的内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收集了那个时代的苦辣辛酸。你肯定看出，我始终在十分细致地描写杜仲这个人物的内心状况，直到小说的最后一个字。
问：有人说，这是一部心理现实主义的力作。
答：我不管它是什么主义，写作的时候，我用足了文学和生活教给我的全部营养，我既不故意“倒退”，也不勉强“超越”。
问：很多读者认为，这部小说的写法很现代，既有第一人称，也有第三人称，两种人称交替出现，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节奏感。整部书的内部时空也很开阔，正如你前面说的，双重结构，两个时间，一个正时间，一个反时间。但平心而论，这部书也相当好读。请问，你是怎么处理深度和好读这两者的关系的？
答：在写法上，我既不“卡夫卡化”，也不“马尔克斯化”，更不“曹雪芹”化，我相信模仿生活比模仿大师更可靠一些，因为，生活本相里面有我们所说的一切，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有现代，也有后现代。我全力做的，还是写好生活流程本身。不过，和写作手法，和深度相比，我确实更在意它作为一个故事是否好读。写得好读，我以为是一个作家的基本责任。起码，没必要故意写得不好读。
问：为什么杜仲得了“尿失禁”而不是别的什么病？
答：自杀和发疯，这两种病，有西方色彩，有人文主义色彩，一个地道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难自杀或发疯，所以，杜仲得了尿失禁，这个病是一个相当暧昧的病，你很难说它是身体疾病还是心理疾病，甚至难说它是不是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