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白崇禧任广西绥靖副主任(李宗仁为主任)，提出“三自政策”和“三寓政策”作为建设广西的纲领。他说，“三自政策就是自卫、自治、自给，是根据三民主义定出来的。以为要能自卫，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权才能实行，要能自给，民生问题才能解决”。所谓“三寓政策”就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其中心环节是建立民团，白任民团总司令。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规定十八至四十五岁精壮男子须强制服役，未应征服役者，需入民团服役，村长兼任民团连长，营长、纵队长由乡长、区长兼任，每县有民团指挥部，县长任指挥宫，地区建立约十二个师指挥部，由不担任文职的现役军人负责。师指挥部全由白崇禧统一指挥，民团每人每年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一百八十小时的基础军事训练。白崇禧设想使广西每一名成年壮丁都成为经过训练的士兵，遇有紧急情况，就可以在一夜之间经过有线广播网，动员起—-支人数众多的部队。民团组织又与省的教育制度相结合，民团大多数下级指挥员不领军饷，而在小学充当教师谋生，因此民团任职人要身兼三职——行政人员、民团指挥员和教师，时称以三位一体”。而且在大规模的公共建设中，民团指挥员又是义务劳动制度的指导者和工头。在白崇禧的主持下，民团制度把广西变成了一个能防范犯罪活动的军事政治组织。这些成就，使白崇禧成为有名的行政官员和群众组织者。

    这年夏，蒋介石督促白崇禧派一个师归余汉谋指挥参加第五次“围剿”。白指派第四十四师王贺斌率莫德宏、周元两个团参加。在出发前白谆谆告诫说：“广西地瘠民贫，养不起兵，而老蒋又时时想解决我们，不能不多养一些兵，以图自存。现在派你们两个团去围剿，必须换回四个团的经费补给来，同时你们也不能损伤一个兵，一支枪，这是主要原则。”后来，广西部队参加“围剿"的兵力增加到四个团，防守地区扩大到安远、龙南、黔南、定南一带。)934年8月间，自崇禧接到蒋介石电报，判断中央苏区红军有突围模样，同时又接到桂军在上海秘密电台的情报，说蒋“围剿"时有意网开一面，压迫红军向西南转移。白急电在广州的李宗仁回南宁共商对策。白对红军的动向，判断有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建立根据地，三是经贵州攻四川。他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最大，第二种可能性次之。根据这判断，白认为防蒋比防共更为重要。为此，白亲自到安远指示机宜，准备把部队开回广西兴安灌阳一带，并连电蒋介石说：“如为阻挡共军通过湘桂边境，广西部队愿独往其事，但必须先令王赞斌师归还建制，否则兵力单薄，难以抵御。”9月间，蒋介石复电照准，但规定必须在灌阳至全县间占领阵地，不使红军通过湘桂边境，随派飞机将两个军三个月的经费，及堵剿计划，密电本等，送至武鸣，白则谨复电“遵命办理”。随后，白崇禧在全州召开会议，确立了“对红军只宜效击、追击，不宜堵击”的作战思想。1月下旬，长征红军开始突破湘粤边境，白除继续向蒋索要武器弹药外，则将所有的两个军调集到湘桂边境，以第十五军夏威部在灌阳、全县之线占领阵地，以第七军主力控制于恭城，兴安一带，第四集团军指挥所进至桂林。一面动员民团准备参加战斗，一面出动空军侦察红军行踪，并以同蒋的飞机联络为名，侦察其行动。

    根据飞机侦察白得悉蒋的追兵以大包围形势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已达七日以上，同时潜伏在上海的王建平(白保定同期同学，已混入蒋的中央机要部门)密电报称：“蒋介石采取政学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即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其进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一举而三害除，消灭蒋的心腹大患。”自得此情报后，对部属说：“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随即赶到龙虎关，重新调整部署：灌阳至永安关只留少数兵力，全县完全开放，第七军集结恭城机动使用，并迅速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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