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全国编遣会议之后，蒋介石与各实力派矛盾日益尖锐。11月，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回广西，与被蒋编遣掉的张发奎联合通电拥汪反蒋。1930年1月，举兵攻打广州，蒋介石派何应钦入粤与陈济棠联合将其击败。
3月中旬，白崇禧、李宗仁、黄绍竑、张发奎，胡宗铎五人联名通电，极力推崇冯玉祥和阎锡山领导反蒋。5月，决定进兵湖南。6月8日，白崇禧以前敌总指挥令第十四、十五、七军向湖南出击，占领长沙、岳阳。由于冯玉祥停止继续南下武汉，陈济棠得机从南面断了桂张军的归路，蒋又调集了九艘军舰入洞庭湖参战，桂、张在突围中损失惨重。撤回广西后，从此一蹶不振。黄绍竑因反对继续内战，乃与桂系分裂。白崇禧遂取代了黄绍竑的地位，成了桂系的第二号人物。
1931年5月20日，白崇禧偕张发奎到广州向陈济棠建议争取汪精卫，与蒋的中央分庭对抗。21日，两人又去香港做汪的工作。5月28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诞生。粤桂联军于9月初进入湘南向国民政府挑战，“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声中，宁粤议和。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党委会作出决定，自二届四中全会以来，因政治问题而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党籍。11月，白崇禧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2年4月，白崇禧任广西绥靖副主任(李宗仁为主任)，提出“三自政策”和“三寓政策”作为建设广西的纲领。他说，“三自政策就是自卫、自治、自给，是根据三民主义定出来的。以为要能自卫，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权才能实行，要能自给，民生问题才能解决”。所谓“三寓政策”就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其中心环节是建立民团，白任民团总司令。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规定十八至四十五岁精壮男子须强制服役，未应征服役者，需入民团服役，村长兼任民团连长，营长、纵队长由乡长、区长兼任，每县有民团指挥部，县长任指挥宫，地区建立约十二个师指挥部，由不担任文职的现役军人负责。师指挥部全由白崇禧统一指挥，民团每人每年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一百八十小时的基础军事训练。白崇禧设想使广西每一名成年壮丁都成为经过训练的士兵，遇有紧急情况，就可以在一夜之间经过有线广播网，动员起—-支人数众多的部队。民团组织又与省的教育制度相结合，民团大多数下级指挥员不领军饷，而在小学充当教师谋生，因此民团任职人要身兼三职——行政人员、民团指挥员和教师，时称以三位一体”。而且在大规模的公共建设中，民团指挥员又是义务劳动制度的指导者和工头。在白崇禧的主持下，民团制度把广西变成了一个能防范犯罪活动的军事政治组织。这些成就，使白崇禧成为有名的行政官员和群众组织者。
这年夏，蒋介石督促白崇禧派一个师归余汉谋指挥参加第五次“围剿”。白指派第四十四师王贺斌率莫德宏、周元两个团参加。在出发前白谆谆告诫说：“广西地瘠民贫，养不起兵，而老蒋又时时想解决我们，不能不多养一些兵，以图自存。现在派你们两个团去围剿，必须换回四个团的经费补给来，同时你们也不能损伤一个兵，一支枪，这是主要原则。”后来，广西部队参加“围剿"的兵力增加到四个团，防守地区扩大到安远、龙南、黔南、定南一带。)934年8月间，自崇禧接到蒋介石电报，判断中央苏区红军有突围模样，同时又接到桂军在上海秘密电台的情报，说蒋“围剿"时有意网开一面，压迫红军向西南转移。白急电在广州的李宗仁回南宁共商对策。白对红军的动向，判断有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建立根据地，三是经贵州攻四川。他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最大，第二种可能性次之。根据这判断，白认为防蒋比防共更为重要。为此，白亲自到安远指示机宜，准备把部队开回广西兴安灌阳一带，并连电蒋介石说：“如为阻挡共军通过湘桂边境，广西部队愿独往其事，但必须先令王赞斌师归还建制，否则兵力单薄，难以抵御。”9月间，蒋介石复电照准，但规定必须在灌阳至全县间占领阵地，不使红军通过湘桂边境，随派飞机将两个军三个月的经费，及堵剿计划，密电本等，送至武鸣，白则谨复电“遵命办理”。随后，白崇禧在全州召开会议，确立了“对红军只宜效击、追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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