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精心策划的湘江战役，牵涉到三四个省、上十个军，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政权里统一行动并非易事。蒋介石和桂、湘、滇、黔诸省军阀，向来貌合神离、互相猜忌、矛盾重重。蒋介石在湘江一战除妄图消灭红军外，还时刻不忘剪除异己。他企图驱使桂、湘两省军队同红军决战，如两省军队能将红军消灭，蒋介石当然是求之不得，但凭他多年“剿共”的经验，这是不可能的；如两败俱伤，他就可乘虚而入；如红军将两省军队歼灭，他可出来收拾残局。这就是蒋介石的“一举除三害”的如意算盘。 自蒋桂战争之后，广西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统治之下，在全省推行所谓“三自政策”(即自卫、自治、自给)和“三寓政策”(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鼓吹大广西主义和排外思想，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对蒋介石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为此，他们特别注重加强军备。在常备军方面，桂系始终沿用“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的番号，下辖二个军五个师，总兵力近三万人。在地方武装方面，桂系大力组训民团，作为常备军的补充和基础。他们将全省划为桂林、平乐、柳州、梧州、南宁、龙州、百色、天保八个民团区。每一民团区设一民团指挥部，负责指挥所属各县编练民团。各县设民团司令部，司令由县长兼任。每一民团区设三个常备大队，全省计有24个常备大队8000余人，超过桂军一个正规师的兵力。各县组训后备队，每个区公所编一联队，每乡编一大队，每村编一后备队。 以区长兼联队长，乡长兼大队长，村长兼队长。当时，广西有人口1300万，其中壮丁245万。桂系强迫他们接受军训，到1934年，约有半数壮丁经过军事训练。 早在第五次“围剿”时，在蒋介石的督促并允发经费补给军备的条件下，广东西南政务委员会曾决定派余汉谋、香翰屏率领一个军参加“围剿”。广西虽也派一个师归余汉谋指挥，但白崇禧却自有打算。他在第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率草德宏、周元两个团参加“围剿”出发前，说了这样一番发人深思的话：“广西地瘠民贫，养不起兵，而老蒋又时时想解决我们，不能不多养一些兵，以图自存。现在派你们两个团去剿，必须换回四个团的经费补给来，同时你们也不能损伤一个兵、一支枪，这是主要原则。”后来，参加“围剿”的广西部队，由二个团增至四个团，防守地区扩大到安远、龙南、虔南、定南一带，而白崇禧的上述“原则”并没有改变。 1934年8月间，白崇禧判断中央苏区红军有突围意图，怕部队遭受损失，特亲临安远，准备把部队开回广西兴安、灌阳一带，并连续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如为阻挡共军通过湘桂边境，广西部队愿独任其事，但必须先令王赞斌师归还建制，否则兵力单薄，难以抵御。” 9月间，蒋介石复电照准，但规定必须在灌阳至全县间占领阵地，不使红军通过湘桂边境。 蒋介石的电报说：“匪将南窜桂黔，贵部如能尽全力在湘桂边境加以堵截，配合中央大军歼灭之于灌阳、全县之间，则功在党国，所需饷弹，中正不敢吝与。”随即派飞机将两个军3个月的经费及堵截计划、密电本等，送至武鸣，白崇禧亦谨复“遵命办理”。 红军长征开始后，10月上旬，桂系即大征民工，在桂北赶筑工事、碉堡，在自黄沙河至桂林，黄沙河、文市至富川、贺县重要市、镇，以及沿湘江、漓江西岸，筑起三道碉堡线。 到红军进入桂湘边界时，仅第三线即筑有碉堡140多座。红军开始突破粤湘边境时，白崇禧除继续向蒋介石索要武器弹药外，还将两个军调集在湘桂边境，把第十五军夏威部置于灌阳、全县一线，把第七军主力置于恭城、兴安一带，让第四集团军指挥所推进至桂林，准备迎战。 11月上旬末，桂系接到蒋介石要桂军在湘江堵击红军的电令之后，立即在南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谋商对策。当时，白崇禧判断红军动向时，提出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三是进攻四川，占领“天府之国”。他认为：三种可能性中，以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因四川内部四分五裂，又远离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是共产党立脚最好的地方。第二种可能性次之，因贵州是山区，便于游击。第一种可能性最小，因广西民团组织严密，红军不至于在此久留。根据这三种可能性的分析，他们判断红军只是路过广西，并不打算在广西立足。那么，是否在湘江堵击红军呢?他们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红军有10万人马，来势凶猛；广西只有两个军，五个师，16个团，共两万多人。以2万人去堵10万人，弄不好就会被红军消灭；即使打得好，也会两败俱伤。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会以追击红军为名，乘虚而入，广西就会成为蒋介石的天下。因此，他们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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