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白崇禧兼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三(顾祝同)、四(张发奎)、七(余汉谋)、九(薛岳)四个战区的军事，以维护重庆外围。白提出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采取消耗战略，以持久战为原则，陆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游击部队，扰袭敌人，发展总体战、全面战，使敌人局促于点线。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准备全面反攻。白相继领导了南昌会战、桂南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总结了敌军战术之优点和劣点。日战术优点为：快——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硬——固守阵地，坚强不拔；锐——锥形突进，勇往直前；密——保守秘密，令人莫测。劣点为：小——只能作小兵力之侵扰；短——只能为短时间之战斗，浅——只能作浅距离之进攻；虚——无预备兵力，敌后空虚。还制定了破敌战术对策：以“稳定”制敌之“快速”；以“坚韧”克敌之“强硬”，以“伏兵”破敌之“锐利”；以“严明”对敌之“秘密”。在具体作战中，注意运用民众力量开展实行“空室清野”和破坏道路。命将敌必经之路两旁二十华里左右之民间牲畜、粮食，以及一切食品搬运一空，即磨粉舂米之工具也无一遗留。凡敌军可利用之道路彻底破坏，使敌战车、汽车、炮车均不能通过。在湘北作战中，法国军事顾问倍尔颜中将到前方视察，返回衡阳时，见野炮、重炮弃置不用，甚表惊异，当面问白崇禧。白说：“敌重炮、野炮多我十倍以上，我若不破坏道路，敌重兵器即可长驱南下，我若以一对十，损害殊大。今破坏铁路后，双方仅能使用山炮，我山炮虽不及敌多，但杀伤力小，损害即可减轻。”又说：“法国为近代装备之国家，战车、汽车多，此非有良好道路不可。我以劣势之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不得已使用破路、清野方法，然于欧洲战场绝不适用此法。”法顾问颇以为然，且记于日记中。
1939年，日军在广州湾登陆，侵入广西。白崇禧亲自指挥部队在昆仑关附近与日军作战。由于未能按照命令击退日军，被召回重庆。从此直至抗战结束，专司幕僚。曾秉承蒋介石旨意，和何应钦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朱、彭正副司令和新四军叶挺、项英正副军长，诬蔑新四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
白以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副参谋总长与军训部长、航空委员会委员、校阅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校阅成都空军回来后，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设立空军幼年学校。他认为，在国防上无防空即无国防，殆为近代兵学定论。鉴于中国青年体格不健、体力不强、学历优劣不等，建议成立招考高小毕业生受训六年(初高中各三年)之幼年空军学校，旨在养成冒险患难之精神。此议被中央采纳，即于四川灌县设立，以陈嘉尚担任校长。第二个建议是设立空军军士学校。第三个建议是成立空军通信兵学校。均被采纳。他还注重对空军人员的保护。蒋介石曾对成都地区空军转场天水的十六架飞机遭日军袭击，几全军覆灭很恼火，下令将司令官张有谷、正副大队长吕天龙、余平享递解重庆枪决。经何应钦总长讲情无效，又以吴稚辉等党国元老求情，仍然不准。白则给何出了一个挽救的主意：“张有谷是地区司令，要枪毙必经过军事审判，你可提我做审判长。”蒋批了个“可”字。白则拿这张批条找蒋说：“军法审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属，若当毙而不毙，则我不做，若不当毙而毙，我亦不能做。”蒋说：“一切依法审判就是。”有了蒋这句话，白则判他们无罪。军法总监何雪竹认为如果审判结果与蒋的原意相差太远，恐反致不善，若蒋执意枪决，就无救了。后给三人各判了几年徒刑，由何氏转呈，蒋又批了个“可”字。后三人坐监不久即被保出任职，空军官兵尽皆欢喜。
这年冬，白以军训部名义编发了《游击战纲要》一书，作为军事学校研讨游击战之教本与实施游击战之依据。颁发此书时，写有训令：“查游击战为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兵力，争取主动地位，富有弹性之战法。……各部队学校一律研究，俾利实用，而歼敌寇为要。”对游击战在国民党军队的推行，白颇为用命。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时，在讨论对敌战法的军事会议上，白则提出了：国军在战略上采取消耗持久战，在战术上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进而又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当太原失守时，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队伍已纷纷准备渡黄河，离开山西。白崇禧立即建议大本营下达指令：“以阎长官统率所有队伍即于战区内担任游击，不论任何部队不得退过黄河，否则，以军法从处。”是时，阎拟将长官部撤离黄河，白认为长官部应为部属之表率，岂能例外，极力反对。白还从山西地位之险要与阎在山西之深厚感情来说明此项命令之贯彻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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