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白崇禧听到蒋介石下野的文告后，从汉口打电话到南京，非常激动地对李宗仁说：“全文没有‘引邀’这个词，蒋既不‘引退’，你李德公怎么上台呢?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设法补救。”李宗仁说：“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蒋走得很干脆，不会拖泥带水。”两人因看法相佐而争吵起来。最后李说：“算了吧，你这一套我已经听够了，我不要听了。”说完就把电话挂断。李、白感情破裂以此为端。
2月初，白崇禧电邀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到汉口，商讨在广西后方加强战备措施。4日，黄绍竑也从香港到汉口。两黄一白，相与商讨时局，白主张缓和与溪口蒋介石的关系。黄绍竑指责白崇禧，谋和不反蒋，就是诚意不够。
4月上旬，当刘仲容由北平返回南京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无论战和，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的意见后，白崇禧便作了“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定，并幻想江南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同广西部队台作，以保卫长江。白自恃握有三四十万能战之兵，为华中天擎一柱，且西南、西北还有半壁河山，大反前态，反对和平谈判，准备迩盘重新调整部署，与共军作有计划的长期作战，划长江而南北分治。白的战略是：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调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互为犄角，以图固守湘、赣，防止共军进入西南，张淦、鲁道源两兵团防守武汉，陈明仁、张轸两兵团布防鄂南、湘北，黄杰、沈发藻两兵团驻防湘东、赣西一带；宋希濂十万人驻守鄂西、洞庭湖两岸。1949年4月21日凌晨，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了长江。22日，白崇禧飞抵杭州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紧急会议。杭州会议，已决定桂系与蒋家王朝同归于尽。蒋迈拨给白银洋四百万元(当时中央银行没有这么多现洋，其中以一万五千两黄金折价)，并派专机送到汉口。但白万万没想到，在蒋的遥控下，汤恩伯部退入舟山、大陈，胡琏部宜退潮汕，刘安琪撤往海南岛，均抗不从命。5月“日，张轸兵团起义。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联名通电和平解放长沙。白崇禧率部至以街阳，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资水，背靠滇、桂、黔，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之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之芷江与川湘鄂绥靖公署宋希濂集团相呼应的半弦形湘粤联合防线。针对白的作战特点和部署，中共中央军委指出：白崇禧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对白作战，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以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白发觉解放军对其两翼迂回后，于10月16日，全线向广西方向撤退。解放军尾追白崇禧部进入桂北，对其老巢广西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以第十三兵团为西路，沿黔桂边境前进，阻白部西逃；以第四、十五兵团为南路，进至粤桂边境的廉江、茂名、信宜地区，防白部向海南岛逃跑；以第十二兵团为北路，暂于原地待命，尽量“示弱”，待西、南两路迂回部队断白部退路后，即由北向南围歼之。这时，白崇禧见其北面已暂缓和，认为南路解放军是孤军深入，遂决心部署南线攻势：以两个兵团南下，与在廉江地区的粤系残敌配合夹击南路解放军，以保持其雷州半岛的退路。白部的这一行动遭到解放军南路的坚决阻击。27日，白部遭到反击后全线溃退。解放军在“决不让敌人跑掉”的口号下，奋勇追击，至12月1日，白部两个兵团被围歼于博白地区。白崇禧随即令其余部向钦州逃窜。12月4日解放南宁，7日攻占钦州，封闭了白部南逃的海口。12日，攻占镇南关(友谊关)。至此，逃入广西的白部十七万余人，除万余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就歼。白崇禧即乘飞机抵台湾。
白崇禧在武汉任华中“剿总”时，藏有“狡兔三窟”的计算。他经常强调能战才能言和。要能战，一要兵，二要弹和粮，主要还是钱。白一进驻武汉就成立了一个经济委员会，派亲信中将高参唐纪(人称白崇禧的唐管家)任主任委员。首先是“搜刮现洋”。其手段一是逼武汉商会凑集现洋百万元；二是设“戡乱”特捐税，在国税之外附加百分之五十，以此搞得的金元券，由经济委员会向中央银行兑换成金条或银元，银行慑于白的权势，不敢不兑换；三是利用迩货膨胀；金元贬值的机会，以白的义名向中央银行透支几亿元，又转来用透支的金元券去兑换黄金、白银，银行对此莫可奈何。这些白银、黄金用飞机空运桂林，交白妻马佩璋收验入库。究竟有多少，只有马氏最清楚。
其次，倒卖物资，其借口有三：一日疏散物资。由桂系旧部第九补给区司令许高阳派大批汽车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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