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海战役高潮时，白与其作战处长覃戈鸣讨论前途时说：“蒋快完了，我们不能为他陪葬，要一百八十度地向左转，李任潮(即李济深)或许可以作桥梁，可以试一试。”他认为和共产党合作也要有实力做后盾；和平也是对等的，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否则便是投降了。从这时起即开始“备战求和”和“求和备战”两手活动。

    12月24日，白崇禧从汉口发出“亥敬电”(亥：代12月；敬：代24日)给蒋介石：“……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I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不忠，对民族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 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 双方军队应在就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乎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亥敬”电发出后，蒋迄无任何反应。时平津战役爆发，白崇禧又给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电云：“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使，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速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对不我与，愿请趁早英断。”1949年，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并致电白崇禧：“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确能翻然悔悟，保全国家之命脉，顾念民生之涂炭；对当前国事，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决，则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惟言和之难，卓见已详。如何乃可化除共党赤祸全国之野心，以达成保国保民之利，如何乃可防止共党翻云覆雨之阴谋，以免战祸再起之害。想兄熟虑深筹，必已有所策划，甚冀惠示其祥，俾资借镜。今大计忠虽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而不为共党所算，则幸矣！”白崇禧接电后并来如蒋电所说的((持以宁静”，继续采取一切可能运用的方法促蒋下野。接电后第二日下午派韦永成飞抵南京往见李宗仁，转达其意，蒋元旦文告所提五个条件，实为和谈故设障碍，藉以延长时间，争取喘息。应对蒋采取主动。必要时德公应当离南京到汉口，共谋和平大计。李对此未作任何表示。白急不可待，以八万元港币的代价向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从汉口送黄绍竑和其秘书陆启华到广州再到香港，目的在请“民革”主席李济深出来帮忙，促使武汉方面单独与中共中央进行和谈，但黄绍竑到港前十九天，李济深已应毛泽东之邀到东北解放区去了。黄又通过“民革”驻港负责入与中共驻港负责人见了面，托其将白崇禧的意图转报中共中央。不久得到答复，要白崇禧派刘仲容沿平汉铁路北上石家庄，面见中共领导人。但等到黄将信息传给白时，蒋已下野了，白认为武汉“局部和平”已非必要，寄托李宗仁以代总统地位摘“全面和平”。直到了月底，才派刘仲容北上。

    1月21日，白崇禧听到蒋介石下野的文告后，从汉口打电话到南京，非常激动地对李宗仁说：“全文没有‘引邀’这个词，蒋既不‘引退’，你李德公怎么上台呢?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设法补救。”李宗仁说：“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蒋走得很干脆，不会拖泥带水。”两人因看法相佐而争吵起来。最后李说：“算了吧，你这一套我已经听够了，我不要听了。”说完就把电话挂断。李、白感情破裂以此为端。

    2月初，白崇禧电邀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到汉口，商讨在广西后方加强战备措施。4日，黄绍竑也从香港到汉口。两黄一白，相与商讨时局，白主张缓和与溪口蒋介石的关系。黄绍竑指责白崇禧，谋和不反蒋，就是诚意不够。

    4月上旬，当刘仲容由北平返回南京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无论战和，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的意见后，白崇禧便作了“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定，并幻想江南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同广西部队台作，以保卫长江。白自恃握有三四十万能战之兵，为华中天擎一柱，且西南、西北还有半壁河山，大反前态，反对和平谈判，准备迩盘重新调整部署，与共军作有计划的长期作战，划长江而南北分治。白的战略是：放弃京、沪两地。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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