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和左权经过精心思考，计划沿正太铁路发动空前规模的破袭战。左权来到一二九师司令部：“彭总设想，这次破袭战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而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你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担任主攻，除你们之外，一二○师和豫、绥、热的八路军、敢死队都将参加作战。”

　　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听完预案后，禁不住连称：“大动作！大气魄！大手笔！”

　　一二○师师长贺龙等将领均同意总部的设想：“这个战役非常重要，因为唯有切断日军交通动脉，华北敌后的局面才能改观；也只有狠狠痛击日军，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阴谋才能有所收敛。”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义向一二○师、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下达《战役预备命令》。左权还根据实际参战人数，给破袭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称——百团大战。

　　后人讲起百团大战，首先想到的是彭德怀，对左权所起的作用似乎知之不多。他们在战役中所起作用，打一个比喻，前者是总导演，后者是执行导演。

　　聚三军之众，战必克，攻必取，说的是霹雳大帅彭德怀。

　　运筹于帷幄之间，决胜于千里之外，是对左权的最好描述。

　　左权按照彭德怀的意图，拟定作战方案，亲赴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一二○师等参战部队驻地商量协调，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苦心策划，周密部署，完成了对地形敌情的侦察、兵力的部署、道路的选择、爆破器材的准备、对敌宣传品的印刷、军队和民众的动员、兵站的建立、粮食的储存等各项工作。

　八路军总部设在武乡县王裕村，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整整覆盖了左权住处的一面墙壁。左权每天晚上端着蜡烛面对着地图，细心安排，捕捉每一个战机，他把整个身心都沉浸到这个伟大战役中去了。小到部队的一次具体战斗，大到上下左右一个战役的配合，他都久久酝酿细细思考，然后又精细地在地图上标明我军的路线和消灭敌人的箭标。在那些日子里，左权每天都要工作十五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缜密的作战计划，保障了战役的顺利进行。战后，连日军大本营也不得不承认：“此次华军出动情形，
 
 
实有精密之组织。”

　　8月20日20时，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八路军在总部统一指挥下，以正太铁路为重点，向华北地区的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展开总破袭战。由于各根据地军民吃尽了“囚笼政策”的苦头，大家踊跃参战，捷报频传，实际参战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达到一百零五个团共二十余万人。

　　战役打响后，左权经常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关家垴战斗是第三阶段的关键战斗，左权协助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分四路将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围困在关家垴地区。总部指挥所设在距前沿阵地不到一里路的山坳草棚里。有时子弹就在草棚上面飞过，敌机向草棚投掷大量炸弹，一次竟然将草棚炸掉了半边。

　　警卫员恳求道：“实在是太危险，炸弹只要再偏两米，总部就报销了。指挥部后撤吧！”

　　左权也帮助做工作：“彭总，他们说的有道理。我们的性命不要紧，要是总部被端了，战役会受大的影响。你还是往后退一点吧。”

　　在将彭德怀转移到安全地带后，警卫员又来做左权的工作。还只开了头，就被左权打断：“传我命令，指挥所的全体同志推进至前沿阵地。战士离不开我们，他们在浴血苦战啊！”

　　在左权的直接指挥下，八路军集中三八五旅、五八六旅、新十旅以及敢死队一纵队、总部特务团等部，在关家垴全歼日军三十六师团片山旅团冈崎大队以下八千人。

　　至此，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胜利结束。

　　在这三个半月的战斗中，八路军参战的各部队，先后进行了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毙伤日寇二万多人、伪军五千余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余人、伪军一万八千余人，破坏敌铁路四百七十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公里，拔除日军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鼓舞和动员了敌后军民和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地位，对全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这是中国抗战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战斗，全国许多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评论，给予了很高的赞誉。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报告中写道：“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巨大，需要长时间和巨款方能恢复。”

　　当时担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给朱德、彭德怀打来电报：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日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

　　毛泽东也给予很高嘉奖：“百团大战实在振奋人心。”

　　左权与彭德怀并肩战斗，艰难与共，彼此既加深了了解，也升华了革命情谊。

　　彭德怀知道左权每天十分劳累，全凭抽烟提神解乏，有时抽起来一支接一支，不熄火地打“连发”，消耗很多。一次，他从友人处得了一条苏联烟，准备送给左权。由于工作繁忙，他一时没有送去，就用纸在外面加了“掩护”放起来。这事被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侦察”到了，悄悄地扒开“伪装”，摸走了好几支。

　　彭德怀发现后，摇摇头，赶紧拿着烟送给左权，指着那包被拿空了的烟盒子说：“我不抽烟，却不晓得被哪个打头抽税了。再不送来，恐怕只有形式没得内容了。”

　　左权接过烟，让总部的工作人员开“洋荤”，见人发一支。

　　彭德怀有些生气地说：“我晓得你是杆烟枪，才给你送‘子弹’。看来我这个运输队长算白当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说：“彭老总太偏心。”

　　彭老总不光在生活上对左权“偏心”，政治上也是关心备至。

　　左权因“托派”问题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不断向中央申诉。1941年12月，他在太行前线给中央写信汇报事情的原委，请中央讨论答复。彭德怀当日以他个人的名义致电中央说：

　　几年来，对于左权同志的处分，虽在事实上早已撤销了，但在党的党规上从未作出明确结论，致使左权对此事时存苦闷。根据我对左权同志的了解，不论在中央苏区及长征时期，他对党的路线是忠实的，对于工作是积极的，负责的，这些年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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