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地质问:“左权这个人有问题,是个托派,你们怎么还让他当副总参谋长?”彭德怀当时没有理睬他。回到前线彭德怀跟左权谈起王明的质问时,左权紧皱着眉头,闷闷不乐地说:“只要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一直到牺牲,左权都背着沉重的政治压力,赤胆忠心地工作着。

 
 
 
  他辉煌的军事业绩是在头顶巨石、身拖镣铐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经毛泽东、周恩来力荐,左权来到红一军团担任参谋长。敌人出动飞机炸飞了林彪聂荣臻为左权接风而准备的团年饭。左权率部夜战山城堡,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打得黄埔老同学丁德隆从此只谈佛经,不论军事。

  左权的学识全军皆知。杨得志在回忆录中写道:

  左权同志是我很熟悉的老首长,我很敬重他。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32年。他是五军团十五军政委,我是一个团的团长,才二十二岁。年轻人好奇心很大,听说他上过黄埔军校,到苏联留过“洋”,是个知识分子,经得多见得广,便请求他给我们团上一堂课(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人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有学问的同志是很尊重的)。特别要他讲一讲苏联红军的情况,因为同志们都把苏联看作是革命的榜样。左权同志欣然同意了。他还和我开玩笑:“别人请我不行,你杨得志可以,我们都是醴陵老乡,而且两村相隔只有三十里路嘛!”那天,他手头一张纸片也没有拿,滔滔不绝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讲到列宁和斯大林同志领导的苏联红军,既通俗又生动,既有理论又结合实际,大家都听出了神。从那以后我们便熟悉了。因为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我感到他特别亲切。

  1933年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前方战事紧张,指挥员大量伤亡,人才奇缺,左权却被搁置在后方。

  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最先站出来为他说话:“左权这么年轻,会有什么问题?应该让他到前线来指挥部队!”

  恰好此时,红一军团参谋长被派往别的根据地,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深感军务繁忙,没有一个好参谋长,向中央要人。于是,毛泽东亲自向中央军委建议,要左权接任红一军团参谋长。

  12月底的一个早晨,左权骑着马来到红一军团驻地报到。林彪当时是军团长,聂荣臻是政委。对于左权,他俩十分熟悉。左权是黄埔一期的,林彪是黄埔四期的,而聂荣臻则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和政治教官。说起来他们三人既有师生之情,也有同学之谊。

  在一方面军中,林彪素以挑剔著称,很少有人能和这个性情古怪的人搞好关系。可林彪却对左权有很好的印象,他以“忠、勤、笃、实”四字评价左权,说:“我第一次认识左权是在一个办公室内,他坐在办公桌旁正在孜孜地书写,是那么谦虚,毫无一点骄气。1932年红军东征打下彰州,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在工作中他显出了良好的品质,不谈空话,专干实事。他完全有别于当时某些留洋回来的人们,神气十足、鄙视别人是狭隘经验论者的习气,然而他在国外学习的成绩都是很好的,在黄埔一期学生中也是卓越的。”

  聂荣臻对左权的印象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对左权的到来十分高兴,为了表示欢迎,聂荣臻特意通知伙房准备几个好菜,做顿年饭招待左权。

  当时,国民党对苏区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红军根据地民困地蹙,除了前线部队能吃饱饭,后方人员只能吃定量的“包包饭”:先把米用秤分好,再用小茜袋子装着放在锅里煮,一天吃两顿,一顿只吃一小袋。伙房接到命令后,好不容易搞了四五个菜,在临时充作军团首长休息室的农家小屋里摆了张桌子,把菜一样一样端上来。左权与一军团其他领导你推我让,还未入席,敌人的飞机就嗡嗡地飞来了。左权耳尖,立即拉着身旁的聂荣臻,招呼大家往门外冲。大家刚疏散到门外,敌机扔下的炸弹不偏不斜地落在小屋上,辛辛苦苦准备起来的这顿年饭,被敌人的飞机炸得不翼而飞了,聂荣臻气得骂道:“龟儿子的技术倒不差。”站在一旁的警卫员、参谋、炊事员们为军团首长的安然无恙感到庆幸,也为这难得的年饭没让左权吃上一口而感到十分惋惜。左权笑了笑,说:“这顿年饭没吃到,可也看到了嘛!没有什么关系。”这顿年饭就这样成为他们友谊的象征。

  左权上任之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最艰苦的阶段。部队行军作战频繁,参谋部门的工作更是千头万绪,左权竭尽职守,与军团指战员一道,努力挽救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不利形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顽固坚持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使许多应该打好的仗没有打好,个别的仗虽然打胜了,却不能挽救整个军事的被动局面,最后,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左权和红一军团指战员只得踏上茫茫长征路。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攻克遵义。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当聂荣臻把遵义会议的情况告诉左权时,左权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不住地说:“中国革命有救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从此,红军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强渡乌江,巧渡金沙江,把蒋介石和云、贵、川军阀拨弄得晕头转向。1935年5月,敌人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将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前有天堑,后有追兵,大渡河沿岸山势高耸,地形不利,红军处此狭长地带,若能抓紧时间渡过大渡河,则可将敌人的追兵远远地甩在身后,如耽搁时日,敌人形成包围,后果不堪设想。为迷惑当面之敌,左权奉命率领少量部队从泸沽出发向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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