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学院，左权显露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刘伯承回忆道：“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 他是得到战术指导员表扬最多的学员。

　　左权常说：“要革命，就要抓枪杆子，光有叶挺、贺龙远远不够，我们都要争做军事人才，回国后学以致用，做出一番成绩。”

　　军校的生活既紧张也活跃。在学习之余，左权常与同学们聚在一起吃中餐，聊天。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一顿普通的聚餐，会惹上一生的麻烦。

　　有一天，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准备前往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的蒋经国，听说老同学孙冶方当翻译每月有收入，就开玩笑说他是“大富翁”，约了几个同学去敲他的“竹杠”。左权也应约来到孙冶方的住处。于是，十多名新老同学在孙冶方的住处，一边动手做菜，一边说说笑笑，气氛非常融洽。哪知道从窗外经过的人听到房内说话声叽哩呱啦，多为江浙口音，便向其他同学们说董亦湘、俞秀松等江浙人正在孙冶方房间里，好像在开“江浙同乡会”。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同学的话立即使有的人“革命警惕性”大发作，忙去告诉王明。王明一听，联想到俞秀松、董亦湘、孙冶方、蒋经国这帮江浙人不买自己的账，此时正好一网打尽，于是一方面添油加醋向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大校长米夫汇报，一方面指示几个亲信到处散布流言。米夫让王明告知中共莫斯科支部局和格别乌（克格勃前身），派人会同学校审查。

　　天降大祸，左权被王明诬蔑为“江浙同乡会”的“卫士”，莫名其妙，急忙找组织说明原委。然而，他越辩解，那帮人越认定真有这个组织，越认定他是其中一员。1928年4月，已内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前去中山大学讲话。他以工人阶级大老粗自居，听信王明一面之词，破口大骂“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与蒋介石有勾结”，提出要消灭小组织，对核心人物要“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左权等人遭受不白之冤，不断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申诉，要求调查。1928年秋，上级经过审查，确定不存在所谓“江浙同乡会”组织，但在作结论时还是挂了个尾巴，说是部分同学有感情的结合，“这种结合发展下去是对党不利的”。结果，在1929年底苏联清党运动中，王明以此为口实向斯大林进谗言，把俞秀松等人抓起来了，一些人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左权被批评为“行为不检”，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左权百口莫辩，决心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清白。1930年6月，左权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他写信给大哥：“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养赡，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回国后，左权被党中央派到闽赣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中央红军军官学校闽西分校教育长，后又担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 。1931年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成功后，左权被派去整编起义部队，先后担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军长兼政委。

　　正当左权以充沛的精力大显身手时，一团阴云向他袭来。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依仗米夫的支持，夺取了党中央领导权。他上台伊始就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对内大搞“肃托”、“肃反”，左权被人告发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文件，组织部、保卫局先后找左权去谈话，左权苦不堪言。其实那份文件是“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给别人的，左权为防止扩散才取出文件交专人保管，不久自己调走，文件的下落也就不知道了。可是有些事就有这种魔力，只要沾上身，就再也说不清、道不明了。王明的代言人进入苏区后，左权的问题立即升格为重大“反革命”案件，组织专案调查。审查左权的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为了证明左权参加过托派组织，那个子虚乌有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重新被人搬出来了。左权的辩解没人听，反而当作他心虚的表现，认定他参加过“托派”组织。好在左权自从进入苏区以来作战一向勇敢，几乎每仗皆捷，国家保卫局才没有把他当“反革命”从肉体上消灭，但却给了他留党察看八个月的处分，撤消了他担任的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去当教官。后来又担心他在学员中申明是非曲直，就调他到红军总部当参谋。

　　虽然职务上削职为兵，但磨难仍没有结束。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身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一见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就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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