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同学的话立即使有的人“革命警惕性”大发作，忙去告诉王明。王明一听，联想到俞秀松、董亦湘、孙冶方、蒋经国这帮江浙人不买自己的账，此时正好一网打尽，于是一方面添油加醋向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大校长米夫汇报，一方面指示几个亲信到处散布流言。米夫让王明告知中共莫斯科支部局和格别乌（克格勃前身），派人会同学校审查。

　　天降大祸，左权被王明诬蔑为“江浙同乡会”的“卫士”，莫名其妙，急忙找组织说明原委。然而，他越辩解，那帮人越认定真有这个组织，越认定他是其中一员。1928年4月，已内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前去中山大学讲话。他以工人阶级大老粗自居，听信王明一面之词，破口大骂“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与蒋介石有勾结”，提出要消灭小组织，对核心人物要“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左权等人遭受不白之冤，不断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申诉，要求调查。1928年秋，上级经过审查，确定不存在所谓“江浙同乡会”组织，但在作结论时还是挂了个尾巴，说是部分同学有感情的结合，“这种结合发展下去是对党不利的”。结果，在1929年底苏联清党运动中，王明以此为口实向斯大林进谗言，把俞秀松等人抓起来了，一些人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左权被批评为“行为不检”，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左权百口莫辩，决心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清白。1930年6月，左权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他写信给大哥：“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养赡，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回国后，左权被党中央派到闽赣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中央红军军官学校闽西分校教育长，后又担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 。1931年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成功后，左权被派去整编起义部队，先后担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军长兼政委。

　　正当左权以充沛的精力大显身手时，一团阴云向他袭来。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依仗米夫的支持，夺取了党中央领导权。他上台伊始就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对内大搞“肃托”、“肃反”，左权被人告发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文件，组织部、保卫局先后找左权去谈话，左权苦不堪言。其实那份文件是“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给别人的，左权为防止扩散才取出文件交专人保管，不久自己调走，文件的下落也就不知道了。可是有些事就有这种魔力，只要沾上身，就再也说不清、道不明了。王明的代言人进入苏区后，左权的问题立即升格为重大“反革命”案件，组织专案调查。审查左权的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为了证明左权参加过托派组织，那个子虚乌有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重新被人搬出来了。左权的辩解没人听，反而当作他心虚的表现，认定他参加过“托派”组织。好在左权自从进入苏区以来作战一向勇敢，几乎每仗皆捷，国家保卫局才没有把他当“反革命”从肉体上消灭，但却给了他留党察看八个月的处分，撤消了他担任的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去当教官。后来又担心他在学员中申明是非曲直，就调他到红军总部当参谋。

　　虽然职务上削职为兵，但磨难仍没有结束。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身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一见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就恶狠狠地质问：“左权这个人有问题，是个托派，你们怎么还让他当副总参谋长？”彭德怀当时没有理睬他。回到前线彭德怀跟左权谈起王明的质问时，左权紧皱着眉头，闷闷不乐地说：“只要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一直到牺牲，左权都背着沉重的政治压力，赤胆忠心地工作着。

 
 
 
　　他辉煌的军事业绩是在头顶巨石、身拖镣铐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经毛泽东、周恩来力荐，左权来到红一军团担任参谋长。敌人出动飞机炸飞了林彪、聂荣臻为左权接风而准备的团年饭。左权率部夜战山城堡，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打得黄埔老同学丁德隆从此只谈佛经，不论军事。

　　左权的学识全军皆知。杨得志在回忆录中写道：

　　左权同志是我很熟悉的老首长，我很敬重他。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32年。他是五军团十五军政委，我是一个团的团长，才二十二岁。年轻人好奇心很大，听说他上过黄埔军校，到苏联留过“洋”，是个知识分子，经得多见得广，便请求他给我们团上一堂课（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人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有学问的同志是很尊重的）。特别要他讲一讲苏联红军的情况，因为同志们都把苏联看作是革命的榜样。左权同志欣然同意了。他还和我开玩笑：“别人请我不行，你杨得志可以，我们都是醴陵老乡，而且两村相隔只有三十里路嘛！”那天，他手头一张纸片也没有拿，滔滔不绝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讲到列宁和斯大林同志领导的苏联红军，既通俗又生动，既有理论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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