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掌握半个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最忙的人了。”
在敌人发动秋季攻势、向太行山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的日子里,左权每天除处理华北抗日战场的来电、文件和书信,部署整个华北战局外,还得守着地图,提着电话机,指挥眼前的战斗。因为过分劳累,又加上营养不足,嘴唇干得裂了缝,可是他全然不顾,一心只是考虑着如何粉碎敌人的“扫荡”。不管在哪里,他的腰总是挺得很直,走路的步子坚定有力,说话的音调沉着果断。有一天,冀南、太岳、北岳等地的我军各部纷纷向总部拍来电报,报告敌人调动兵力的情况,并要求主动向敌人出击。左权拿着红蓝铅笔站在地图前,布置部队的行动,他已经接连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眼睛上布满了血丝,警卫员把饭端进来,放在桌子上,再三催他吃。他刚端起来吃了两口,值班参谋送来一份电报,左权就马上放下碗筷看电报,接着就走到地图跟前,认真研究敌情,具体布置战斗。警卫员把他的饭热了几次,一直到天亮,他也未能吃。警卫员心里十分难过,心里老是想着如何让首长既能吃上饭又不耽误工作的事,想出了把馒头切成片烤干的办法。从此,警卫员每天就烤些馒头片,随时给左权的口袋里放一些,让他在工作的时候吃。打这以后,战士们就经常看到左权一手捏着干馒头片“咯嘣、咯嘣”地吃,一手拿着铅笔在地图上划来划去,研究部署歼敌计划。
朱德后来在纪念左权的文章中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左权同志对工作高度责任心、积极性和耐烦与细心。他是一个沉静寡言的人,十余年如一日,永远集中了自己的全副精神于工作,就在日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意、疏忽、放任与暴戾,他不断的在解决问题,叮嘱部属,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
左权一心扑在工作上,三十多岁了,还未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的朱老总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巡视团二十多人来到晋东南巡视工作,他们曾在屯留县寺底村逗留,这里离八路军总部驻地北村只有十来里路。朱总司令早就存心要为左权做媒,他很注意巡视团中的刘志兰。左权也曾应邀到寺底村作报告,与刘志兰有些接触,彼此都有好感。
刘志兰是北平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与几位同学一起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奔赴延安参加抗战。在延安学习、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中央巡视团来到山西前线。
朱老总亲自找刘志兰谈了一次话,有意向她介绍左权的情况,说:“他把全部身心都扑在革命工作上,结果把个人的事情耽误了,都三十四岁了,还打光棍。这单身的生活要到什么时候才画句号?”
刘志兰两颊绯红,她爱慕这位威镇华北的副参谋长,又见总司令有意做“月老”,便低着头表示:“愿意听从总司令的安排。”
朱老总摆摆手,笑着说:“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找对象,你是总司令,我听你的。不要以为是总司令当介绍人,就委曲求‘权’了。”
朱老总风趣幽默地为这对有情人牵上了红线。
1939年4月,左权和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驻地北村结婚。
左权和刘志兰结婚后,彼此互敬互爱,感情笃厚。1940年5月,刘志兰在总部医院驻地生了一个女孩。左权得讯十分欣喜。但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生活十分艰苦,刘志兰在月子里奶水不够,娃娃饿得直哭。左权整天忙于军务,有时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更无暇顾及妻子,就连孩子出生时,也没有时间去看一看,妻子很有意见。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孩子出生一个多月后,左权抽空回到窑洞去看母女俩,一进门就高兴地抱起孩子逗了起来。妻子绷着脸,背对他坐在炕上一声不吭。见此情景,左权走过去,妻子冷不丁从左权手里夺过孩子,冒出一句话来:“你还记得有我们娘俩?”
左权心里明白,好长时间没来看孩子了,鬼子频繁“扫荡”,她这样刚生孩子不久的女同志,一个人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在山沟里东躲西藏,吃不好,睡不安,担惊受累,怎能没有怨言呢!左权又轻轻地把哇哇直哭的孩子从妻子手中接过来。
坐在妻子身旁,左权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又不知从何说起。夫妻相对,一时沉默无语。左权打破沉默,就说:“志兰,你知道吗,最近刘、邓指挥一二九师又打了个大胜仗,消灭鬼子两千多!你担心会被鬼子糟蹋的庄稼,一粒也没让鬼子抢走,全都保护下来了。”
丈夫一开口就三句话不离本行,刘志兰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不好意思地望着他:“真的?”
左权考虑到百团大战马上要开始,刘志兰和女儿随总部指挥机关行动有许多不便,就和刘志兰商量,让母女俩随一部分同志回延安。
临行前,左权抱着不满百日的爱女合了个影。他请了一位挑夫将她们母女一直护送到黄河边,自己却因工作繁忙,只送到村口就转身返回了。
刘志兰回到延安,先后在保育院、中央研究院和党校三部等单位工作和学习,左权总是注意从政治上勉励她。对于她因孩子拖累、担心影响自己进步而心情不好迁怒于他的事,没有一句责难的话。他给她写信,多次说到:“自北北在你肚子里慢慢长大出世到现在,我深感做妈妈的艰难,过去没有经验,看得简单。母亲为自己的爱子爱女实在牺牲得太多了。”“远隔千里身处敌后,确实爱莫能助,你当能原谅我。”
在左权的帮助下,刘志兰心情逐渐舒畅起来,学会了正确处理工作、学习和家庭的矛盾。后来,她曾说:“向你发牢骚,刺激你,使你难过,但你体会到我的心境,除去解释与安慰之外,没有一句责难,使我惭愧。”“你眷眷的难忘的心,使我负疚更深。”
百团大战后,彭老总送一条“洋烟”犒劳左权,总部其他工作人员都说彭总“偏心”。为解决左权的“托派”问题,彭老总直接上书毛泽东。掩护总部突围,抗日名将血洒太行山。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军把注意力投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们在华北地区实行“囚笼政策”,竭力强化交通,“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将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装入他们的“囚笼”之中,以利随时调兵“扫荡”,实行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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