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周语上》和《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有被人们通常称之为“周厉王杀人止谤”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周厉王暴虐，“国人（所有居住在国都中的民众、亦即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民）”“谤王”。“谤”或曰“诽谤”，这个字或词语，在秦代以前的意思，不过就是对政事提出批评之意。《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等古代著作都说过，尧、舜时专门立“诽谤之木”，让民众在其上刻写对国君的批评意见。这里的“诽谤”一词，显然毫无贬义。而“谤”或“诽谤”成为贬义词，则是秦代的专制政治在词语上留下的历史痕迹。当时周厉王的大臣邵公就对周厉王说：民众已经受不住你的暴虐了，不听话了。周厉王听了，十分恼火，找来一个巫者，让他去监督、查处那些敢于“谤王”的人，发现了就抓来杀掉。果然，“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人”只能侧目而视、怒目而视，不敢再批评、指责周厉王了。这样，就有了周厉王与邵公之间的一段精彩对话：“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之虑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邵公这段话中，讲透了一个“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道理；并且还叙说了一整套自大臣至父老的谏劝、规诫国君的制度。思绪清晰，设想完备。如果古代文献中没有这类记载，很难设想，邵公会凭空设想出这样的思想与制度来。在《国语·晋语》中，范文子对赵武也说过类似的话：“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惑，风听胪言于市，辨袄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充分听取劝诫）之术也。”说法与邵公极为相近。特别是“问谤誉于路”一句，更可明显看出，“谤”字在当时使用上，只作批评之解，而无任何贬义。这类思想，若用现代语言来表达即为：国君当通过各种渠道来倾听舆论改善政治，而不应该用杀人的办法使民众敢怒而不敢言，因为那样做容易出大乱子。中国古代在倾听舆论的问题上，能达到如此高的认识水平，是我们后人应引以为骄傲的。不过，邵公的话并没有起作用：“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杀戮无辜曰厉”。周厉王的谥号“厉”字，即是概括地纪录了他的这段杀人止谤的历史。而从周厉王成为否定历史人物又可见，诽谤、即批评国君，在秦以前的古代，其实是一切“国人”的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