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苏钟的历日牵扯到M8的年代与墓主的确定，在此，对苏钟的历日也作一点讨论。李学勤先生认为钟铭中的晋侯苏系他即位后的追称，钟铭历日“唯王卅又三年”乃周厉王三十三年（《文物》1997年第3期57页），此说可从。但是，李先生所说的周厉王三十三年是指“公元前846年，相当晋靖侯十三年”（同上），他是以周厉王奔彘前的37年作为周厉王纪年的，此说本自《史记·周本纪》。

周厉王纪年的年数，向来以奔彘前的年数为算，而且历来的文献记载以及学者们讨论的结果也很难趋于一致，在这里，我们不想赘述。近年来，李仲操先生在《西周年代》一书中提出共和年间仍沿用周厉王年数纪年的看法（详见该书76-77页），这一看法很合乎情理。厉王奔彘后，并无废旧王立新王之事，只是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而已，或共和伯者摄行天子事，却是到了厉王死于彘，宣王一即位，共和行政便随之解体。周厉王纪年的年数自应包括共和行政的年数。周厉王纪年的总数究竟是多少？李先生以为总数应为37年，分为前后两段，奔彘前为23年，奔彘后为14年。并说：“这样排列厉王年数，它既符合于《周本纪》记的厉王总年数，也与《卫康叔世家》、《陈杞世家》的记述没有矛盾。”（同上）周厉王奔彘后约为14年左右。《史记·周本纪》：“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竹书统笺》以为“厉王居彘十五年。”（见该书卷八）至于厉王奔彘前的在位年数，则众说纷纭。《史记·周本纪》记为37年，《竹书纪年》记为12年（应是二十二年之误）。李仲操先生则假设卫顷侯二年周夷王死去，依据《卫康叔世家》的记载推算出厉王奔彘前在位23年，并以《师��簋》与《伊簋》历日推算进行验证。周夷王是否死在卫顷侯二年不得而知，因此，厉王奔彘前为23年之说就不能确定。《卫康叔世家》载：“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顷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彘。”据此推算，也只能知道自周夷王命卫为侯到周厉王奔彘共计25年。据此记载，虽不能知道厉王奔彘前在位的确切年数，但可以知道厉王奔彘前在位的年数不会超过25年。此外，《陈杞世家》载：“慎公当周厉王时，慎公卒，子幽公宁立。幽公十二年周厉王奔彘。”（《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十四年）据此，陈慎公已当周厉王时，其子幽公即位之元年必在厉王之世。陈幽公十四年周厉王奔彘，则厉王奔彘前的年数就不能少于14年。因此，周厉王奔彘前在位的年数应大于14而小于25年。

晋侯苏编钟铭文记载了五个各不相同的月相，有4条完整的月相纪日。

器铭记载的历日如下：

隹（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死霸，……。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

张培瑜先生说：“正月既生霸戊午，距六月初吉戊寅，只可能相距140天，间隔4个月，其中不可能有闰月。4个月或118天或119天。”（《文物》1997年第3期61页）。正月戊午与六月戊寅相距140天。若用定点月相之术，以初吉为朏日即大月初二、小月初三，那么，正月初吉与六月初吉相距5个月计148天或149天。以正月初吉与六月初吉相距的日数减去正月既生霸戊午与六月初吉戊寅相距的日数（60×2+20），即：148-140=8（天），这8天就是正月初吉与正月既生霸相距的日数。以初吉为初三，则既生霸就是此月的十一（3+8=11）。已知正月既生霸戊午（十一），逆推到初一便是戊申。戊申是实际交朔时间，西周未必以朔为初一，这样做只是便以计算和与历表比对。查对张培瑜先生的《中国先秦史历表》，得公元前830年（“共和”十二年）殷（丑）正正月戊申朔。晋侯苏钟历日中“二月既望癸卯”的干支为误刻。张先生指出：“钟铭‘二月既望癸卯’为辛卯或癸巳之误。”现在，我们来校对苏钟所记历日并复原是年的历表。查张表：公元前830年，得：正月戊申朔、二月丁丑朔、六月丙子朔。校对如下：

正月朔戊申，正月既生霸戊午（十一）；

二月朔丁丑，二月既望辛卯（十五）、癸巳（十七），

二月既死霸壬寅（二十六）；

六月朔丙子，六月初吉戊寅（初三），丁亥（十二）、庚寅（十五）[注：是月小月，望日为十六]。

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30年，“共和”十二年）朔闰表复原如下：

以上，我们以晋侯苏钟历日与公元前830年殷（丑）正历日相校，如合符契，是知周厉王三十三年即公元前830年（相当于史书上的“共和”十二年）。新近出土的逨鼎，乃宣王时器。从该鼎记载的二个历点推算，周宣王元年应为公元前826年（见《文物》2003年第6期82页）。按公元前830年为周厉王三十三年推算，公元前827年则为周厉王三十六年，是知厉王纪年有三十六年。这与《竹书纪年》的记载相合，并以厉王奔彘前后统作厉王纪年。《竹书统笺·卷八》：“十二年（应是二十二年）王亡奔彘。……二十六年（应是三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厉王二十二年奔彘，以厉王三十三年为公元前830年推算，厉王二十二年正是公元前841年，是年厉王奔彘。（《卫世家》“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

晋侯苏钟所记“隹（唯）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或（国）、南或（国）”事，时在“共和”十二年，当晋釐侯十一年。

晋侯苏钟的发现，正如张培瑜先生所预言的那样，“极可能使西周月相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千年聚讼的月相四分与定点之说，终于大白于天下，毫无辩驳地证明了月相定点说的正确。     

若以朔为初一，则月相的含义为：

初吉为大月初二，小月初三；既生霸为大月初十，小月十一；既望为大月十五，小月十六；既死霸为大月廿六，小月为廿七。

若以朏为初一，则月相的含义为：

初吉为初一；既生霸为初九；既望为十四；既死霸为廿五。

金文月相的含义，概而言之，初吉为新月始出的朏日，既生霸为凸月始见之日，既望乃满月之日，既死霸为残月晨见东方之日。现以朔为初一，将各月相在该月的日序列表明示于下：

现以逨鼎历日校验月相定点之说。逨鼎记有月相的历日如下：逨鼎一：四十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逨鼎二：四十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经推算，此2个历日干支中有一个为误记。

a、若以定点月相计，四十二年五月既生霸至四十三年六月既生霸期年有一月（恰巧整13月，平年不闰）应有383日或384日。29.5×13=383.5（日）（以383日计）

b、干支顺序中乙卯至丁亥计33日。逨鼎历日中乙卯至丁亥期年有余为60×6+33=393（日）。393日比383日多10日，故乙卯、丁亥必有一误。

c、若以乙卯为正确，丁亥为讹误，则：四十三年六月既生霸应为：丁丑。若以乙卯为讹误，丁亥为正确，则：四十二年五月既生霸应为：乙丑。经排比，丁亥为正确。

以公元前826年为周宣王元年，四十二年即公元前785年，四十三年即公元前784年。查张表（殷（丑）正）：

周宣王四十二年（前785年）五月乙卯朔，乙丑为该月十一日。该月为小月，十一日的月相为既生霸。从逨鼎历日推考，此日正是“四十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丑]。”周宣王四十三年（前784年）六月戊寅朔，丁亥为该月初十日。该月为大月，初十日的月相为既生霸。从逨鼎历日看，此日正是“四十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

我们再以《作册��卣》的历日来检验一下。《作册��卣》载：“隹（唯）公太史见服于宗周年，在二月既望乙亥，公太史咸见服于辟王，辨于多正。雩四月既生霸庚午，王遣公太史。公太史在丰赏作册��马。扬公休。用作日己旅尊彝。”（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铭文中有两个月相历日，“二月既望乙亥”与“四月既生霸庚午”。假令二月、三月为大月，四月为小月。二月大，既望乙亥为十五日，以此推算，三月应是辛卯朔，四月乃辛酉朔。辛酉为初一，由辛酉推至庚午，可知四月既生霸庚午为初十。是月小，上表所列既生霸为十一，与之相较差一日。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这种以月相为基础的历法疏于实际天象，具有一日的摆动应是正常的；二是我们人为的假设四月为小月，倘若四月是连大月，既生霸在初十，就与前表所列密合。至于苏钟铭文所载另一种月相“旁死霸”以及典籍中的“既旁死霸”、“旁生霸”、“既旁生霸”，从“既生霸”及“既死霸”的月相看，“旁生霸”与“既旁生霸”或与上弦月之日与无月没日有关，“旁死霸”、“既旁死霸”也或与下弦月之日与无月出日相涉，这只能等到出土新的资料再去讨论了。

前面，我们已推求出初吉与既生霸之间相距8天，还可以利用苏钟历日推求出既生霸与既死霸之间相距的天数。

晋侯苏钟历日：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

是知，正月既生霸戊午与二月既死霸壬寅相距44天。以定点月相计，正月既生霸与二月既生霸相距1个朔望月约29日（29.5日）。以正月既生霸与二月既死霸相距的天数减去正月既生霸与二月既生霸相距的天数，即44-29=15（天）。这15天便是二月既生霸与二月既死霸相距的天数。准确地说，应是半个朔望月。

上面，我们将晋侯苏钟铭中的“隹（唯）王卅又三年”考定为公元前830年，是年乃史书上记载的“共和”十二年。史载厉王奔彘后共和行政，“共和”十四年（一说十五年）厉王死于彘。既是共和行政，厉王何以能“亲遹省东国、南国”？厉王既居于彘，又何以能“步自宗周”与“入各成周”？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地研究。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从苏钟和逨鼎的历日的排比来看，共和期间仍沿用厉王年号纪年。厉王奔彘、共和行政，这期间，周厉王也许如同后世的汉献帝一样，徒有王名，为权臣所挟而成了一个号令诸侯的工具。至于“王亲遹省东国、南国”，那也只不过是拿它做做样子罢了。从另一方面说，共和行政，只是厉王大权旁落，行政的诸公依然要打着厉王的旗号的。从情理上看，共和行政期间也不会行用“共和”年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