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分治后，“中央”王朝的实力越来越弱，而地方诸侯的势力越来越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日渐突出。在周厉王统治时期，西周的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的势力已经形成。周厉王的“专利”政策的实质就是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而增加部分的收入原本就是属于诸侯国从人民头上收取的收入，改革等于是要从诸侯的口袋里掏钱。

其次，周厉王的改革损害了广大“国人”的利益。“专利”政策就是要多收钱，多收的每一分钱都是要从人民头上搜刮的，人民自然会表示不满。历史表明，一个王朝到了末世，往往是人民负担最为沉重的时候。人民已经被诸侯国剥削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要想完成中央政府的“专利”收入，诸侯国就只有增加从人民头上的盘剥，挣扎在生死存亡之间的人民唯有造反一条路可走了。

一项改革既违反了地方政府（诸侯国）的利益，又违反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改革如何能够进行下去呢？

这是一场势在必行的改革，是一场不用“暴政”难见其效的改革。地方诸侯国显然是要反对这项“专利”政策的，但他们在王权面前是不敢随便乱说的，于是，就有了不堪重负的“国人”起来“谤王”的现象。周厉王为了推行改革，动用王权残酷镇压敢于说话的“国人”，终至“国人”敢怒而不敢言，连见面时也只能“道路以目”。

历史上的中国君主，为了稳定政权，采取以“消灭肉体的方式”消灭持不同政见者大有人在。在改革的血雨腥风中，为了让国人不去争论，残暴地杀几个人也并非周厉王一位君主之所为。周厉王平息国人争论的方式本身似无大错，西周王朝与诸侯国在利益之间的矛盾应该是导致周厉王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历史展示了它悲剧性的一面，周厉王成了一个中国上古时期的著名“暴君”之一。“国人”暴动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功，各地诸侯国没有谁派出一兵一卒前来“勤王”，王位“虚位以待”竟然达14年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足以说明周厉王的改革到了如何丧失人心的程度。

那场悲剧根本不是“国人”暴动造成的，而是诸侯国对周厉王改革的消极反抗造成的。最终消灭西周的不是犬戎，而是诸侯国怀有私利对“国家”的不认同所造成的。

可以想象，如果周厉王的改革如能成功，国家可能会稳定地发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家通过合理的利益调节手段（如“专利”政策的实施）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强化中央政府控制国家的能力，西周也许不会迅速灭亡，国家有可能不会陷入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争霸局面，国家有可能不需要经历秦始皇式的大一统过程，全国百姓也许能避免付出几千万甚至上亿颗头颅的高昂代价。

由于改革失败，西周作为一个“国家”的合理性逐渐丧失，“国家”无法成为正常意义上的国家。那张聚合全国财力与物力的“网”越来越破，春秋战国时代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从此，诸侯的势力日渐做大，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奇特景观。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相信，周厉王并不只是一个“暴君”，而且是一个改革家——他清醒地看到了西周王朝面临的困境，并试图让西周王朝彻底地走出困境。不管怎么说，他与后代“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戏弄“国家”的行为根本不是同一类型的“暴君”，他至少是一个一心为周室长治久安进行了深入思考的人。

周厉王错在哪里？

如果周厉王是个开国君主，他的“专利”或许能够取得成功。到了一个王朝行将就木的末世，再好的改革措施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历史是后人写的。我们已经是周厉王近3000年之后的“后人”，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视角去理解周厉王？那个时代的周厉王为什么会那么做？

也许，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周厉王——没有改革经验，改革中又缺乏配套措施跟进；由于急躁冒进，无人支持，结果满盘皆输，落下遗臭万年的下场。

本文无意于替周厉王“平反”。但中国历史是惊人相似的，从历史悲剧的缝隙间，我们完全能够嗅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某种气息。

遥想当年，那时的西周王朝，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都不喜欢周厉王的所作所为。我们能够想象出一心为了复兴西周大业的周厉王，在公元前841年的某一天仓皇逃出镐京王宫时的情景。

我们也能想象出，“国人”暴动成功后弹冠相庆的情景。可是，令“国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后代会挣扎在几百年的战乱苦海中，他们的子子孙孙中不知将有多少人死于日后的诸侯争霸。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谁又能懂这其中的“大帐”与“小帐”呢？谁又能避免那场数百年中数千万人头落地的人间悲剧呢？

周厉王显然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他的所作所为让他丢掉了一个王位，一个国家；中国历史有文献记载的纪年也从他丢掉王位与国家的那一刻开始，也预示着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局由此开始。

宁愿多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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