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鵬撰）

　　11世紀下半葉，柳永等詞人先後離開詞壇後，繼之而起的是以蘇軾、黃庭堅、晏幾道、秦觀、賀鑄、晁補之、周邦彥等爲代表的元祐詞人。他們活動和創作的年代，主要是在神宗、哲宗和徽宗（1069～1125）三朝。
　　此期詞壇，有兩大創作羣體。一是以蘇軾爲領袖，以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和李之儀、趙令畤、陳師道、毛滂等爲羽翼的蘇門詞人羣；此外晏幾道和賀鑄，雖然不屬蘇門，但與蘇門詞人過從甚密。二是以周邦彥爲主帥，曾在大晟樂府供職的曹組、萬俟咏、田爲、徐伸、江漢等大晟詞人羣。雖然社交上分爲兩大羣體，但詞風卻是“各盡其力，自成一家”（王灼《碧鶏漫志》卷二）。蘇軾在柳永、王安石之後進一步大力拓展詞境而開宗立派，黃、晁二人師法其詞而自成面目；秦觀學柳永而又自辟新境；晏幾道承傳王代“花間”的傳統，繼續用小令開創出獨特的藝術世界；賀鑄從唐詩中吸取養料，豪俠之氣與綺麗柔情融爲一體；周邦彥在音律、句法和章法上建立起嚴整的藝術規範，而另開一派。這是兩宋詞史上多種風格情調幷存的繁榮期，也是名家輩出的創造期。
　　其中創造力最强盛、影響力最深遠的是蘇軾和周邦彥。他們各自開闢出不同的創作方向：蘇軾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詞的音律規範而不爲音律所拘，詞的可讀性勝于可歌性；周邦彥則注重詞的協律可歌，情感的抒發有所節制而力避豪邁，對詞藝的追求重于對詞境的開拓。其後的南宋詞，就是沿著這兩種方向分別發展。

　　第一節　黃庭堅和晁補之
　　黃庭堅詞雅俗幷存與兼學蘇柳　晁補之的詞論及其吟咏情性的隱逸主題
　　黃庭堅論詩强調“以俗爲雅”，論詞也是雅俗幷重。一方面，承認詞是“艶歌小詞”，而稱贊晏幾道詞是“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小山詞序》）；另一方面，認爲詞與詩一樣是表達“意中事”的言志之體，而贊美張志和的《漁父詞》是“雅有遠韻”，蘇軾《卜算子》詞“語意高妙”，“無一點塵俗氣”｛分別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九和後集卷三九。另參[日]青山宏《唐宋詞研究》，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排印本，第289~293頁；黃文吉《北宋十大詞家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排印本，第203~205頁。｝。因而他寫詞也是雅俗幷存。
　　王灼曾說：“晁無咎、黃魯直學皆東坡，韻制得七八。”（《碧鶏漫志》卷二）黃庭堅的雅詞，即是學蘇所得。從詞史流變的角度看，黃庭堅主要是沿著蘇軾開拓的方向，朝兩個方面發展：一是抒情的自我化，即表現自我剛直倔强的個性和曠達樂觀的人生態度。他晚年兩次被流放到邊遠之地，但始終保持著頑强樂觀的人生信念。《定風波》（萬里黔中一綫天）即表現出他雖遭貶謫卻傲岸不屈，仍然瀟灑俊逸的氣度。在戎州（今四川宜賓）貶所寫的名篇《念奴嬌》（斷虹霽雨），意境高遠，洋溢著樂觀豪邁的精神。二是使詞的題材進一步貼近自我的日常生活。這不僅表現在他的詞作大多數有題序，用以表明詞作所寫的具體時、地和日常情事，而且體現在詞作的內容中。詞中寫了他的閑適與孤獨；“萬里投荒，一身吊影，成何歡意”（《醉蓬萊》）；寫了手足之情：“當年夜雨，頭白相依無去住”，“阿連高秀，千萬里來忠孝有”（《減字木蘭花》）；寫了夫妻相濡以沫的情態：“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窗前”（《滿庭芳》），“一葉扁舟卷畫簾。老妻學飲伴清談”（《浣溪沙》）。他在黔州、戎州、宜州貶所的“意中事”，寫得更多更具體，完全可以依據詞中所寫的時、地和情事予以編年。這與從前的詞作沒有具體背景的寫法完全不同，從而繼蘇軾之後，給後來的南渡詞人進一步將詞貼近社會現實生活，提供了可仿效的創作範式。
　　黃庭堅今存192首詞中，有三十多首艶詞和俗詞｛黃庭堅詞集，有兩種名稱，一爲明刊《山谷詞》，有《宋六十名家詞》本等；一爲宋刊《山谷琴趣外篇》，有《景刊宋金元明本詞》本。二者收詞多寡不一，中華書局1957年排印本《豫章黃先生詞》將二集匯爲一處，較完善。｝。論其源流，明顯是從柳永詞而來。如“把我身心，爲伊煩惱，算天便知”，“你去即無妨我共誰”（《沁園春》）。“有分看伊，無分共伊宿。一貫一文蹺十貫，千不足，萬不足”（《江城子》）。有些艶詞比柳詞還露骨，語言比柳詞更俚俗，有的方言甚至連字書上也找不到。當時法秀道人曾當面指責黃庭堅寫艶詞是“以筆墨勸淫”，黃則不以爲然，說這不過是“使酒玩世”（《小山詞序》）。黃庭堅的這些側艶俚俗之詞，是玩世不恭、嘲弄世俗的創作心理使然，沒有多高的審美價值，內容也不大健康。
　　“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1053～1110）｛晁補之，字無咎，晚號歸來子，濟州巨野（今山東巨野）人。神宗元豐二年（1079）進士。哲宗元祐間，爲秘書省校書郎，其時黃庭堅、張耒、秦觀等同在館閣，四學士會集京師，與蘇軾兄弟詩酒酬唱。後因黨禍，貶爲應天府、亳州通判，處州、信州酒稅，後官至禮部郎中。《宋史》卷四四四有傳。有詞集《晁氏琴趣外篇》。｝，較早受知于蘇軾。21歲時，在杭州作《七述》以拜見東坡，東坡先欲有所賦，及見晁作，極口稱之，晁因此而著名。
　　蘇軾曾多次表述有關詞的理論見解，晁補之受其啓發，也撰有一篇《評本朝樂章》｛原文見趙令畤《侯鯖錄》卷八、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六、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一一引錄。另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和朱弁《續骫骳說·序》記載，晁補之曾撰有《晁無咎詞話》二卷，惜原書久佚。參吳熊和《唐宋詞通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排印本，第292~293頁和第376頁。｝。他對當時詞人詞作的評論，比較公允全面。時人多責難柳詞“俗”，他卻指出柳詞也有雅而不減唐人的一面；針對東坡詞“多不諧音律”之說，他認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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