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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陆带队奔赴西南、西北的三线地区勘察,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们从甘肃南部翻过秦岭到陕西汉中、安康地区,顺汉江而下,一路上阴雨连绵,常常遇有泥石流滑坡阻塞公路。这次勘察,历时3个月,跋山涉水,昼夜奔波,途经8个省(区)22个地区,行程1.3万多公里。 勘察途中,行至陕鄂豫三省交界处老河口时,汉江正好发大水,波涛汹涌,渡船不能摆渡,公路大段大段被淹,赵尔陆一行被困在老河口整整4天。武汉军区提出派直升机接他们到武汉,赵尔陆得知后坚决不同意,说:“坐飞机还叫什么勘察?我们这次来是要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在等水退的日子,赵尔陆召集大家讨论一路上勘察的观感。后来,他们给中央关于动力问题的报告,其基本观点就是在这几天议论中形成的。 当赵尔陆等人行至贵州遵义一带时,他兴致勃勃地看着沿路的山河,给随行人员回忆长征时曾经走过的地方,不时地感叹一句:如今是旧貌换新颜了!每到一地,他都认真听取当地的情况介绍,查阅地方志等历史文献,实地勘察地形、地貌、水系、资源、人口、粮食产量和交通运输情况,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周密调查,赵尔陆集中大家的智慧,就三线建设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4个专题报告,对三线工厂的布局、技术政策和厂址选择,以及动力建设等,提出了具体方案和建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些建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转发有关部门。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一座座工厂在三线建立起来。 赵尔陆外出考察“三线”地区回到家里,发现他的办公室被整饰一新,墙壁喷成了苹果绿色。虽然漂亮了许多,他却很不高兴,找到主管后勤的干部说:“你们拿公家的钱送人情倒很慷慨!这房既不破也不漏,有什么可修的!”最后,他请财务部门核算了材料成本,开列出材料费和工人工资,自己拿出2000元的存款,付清了这次修墙费用。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赵尔陆作为当选代表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被任命为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在原子弹、氢弹、导弹有了重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三线建设已经展开时,赵尔陆向周恩来建议,加速人造卫星的全面研制工作。1966年2月,陈芳允等专家起草了《关于卫星地面观测系统方案及分工建议的报告》。1个月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裴丽生主持召开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地面观测系统方案的论证会。由于中国的卫星跟踪站不可能像某些大国那样在全球布站,中国只能在本国国土上布站,在方案的设定上难度就要大得多。因此会议对各系统的方案和各观测台站的布局,进行了缜密的审定,并明确了具体任务的分工。在方案论证时,赵尔陆认真听取了陈芳允等专家的意见。3月,赵尔陆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办公室会议,同意批准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地面观测系统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 国防工业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一整套管理生产的规章制度。赵尔陆对这些规章制度都要亲自考察,如:三机部总调度室对协调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生产进度情况,每月提前两天编写好生产月报,在下月1日即报送罗瑞卿和赵尔陆审阅。赵尔陆看到月报是每月提前两天写好的,对最后两天的预计数字是否准确总是有些担心。于是,他找到三机部负责此项工作的副部长油江查问:“你们那个生产月报是什么时候拟稿?什么时候付印的?月底那两天,你们是预计的,实际情况有没有变化?”油江回答:不会有大的变化。因为生产调度随时了解技术、配套、物资和进度协调方面的各种问题,以便及时解决,心中有数,所以月报是准确的。油江说明情况后,赵尔陆思考了一下说:“我得查查”。不久,赵尔陆果然派人到工厂第一线详细了解月报产生的经过及材料是否属实,并亲自就此事向部长孙志远作了了解,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后来,他在一次会议上表扬了三机部的生产调度工作。
七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文革”引起的大动乱,使赵尔陆受到了严重冲击。一天深夜,他走出办公室对妻子和女儿说:“我从南昌起义到现在快40年了,自信对党和毛泽东是忠诚的,没半点私心,可现在,怎么到了没鬼也怕鬼的程度。”年逾花甲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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