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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了《关于卫星地面观测系统方案及分工建议的报告》。1个月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裴丽生主持召开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地面观测系统方案的论证会。由于中国的卫星跟踪站不可能像某些大国那样在全球布站，中国只能在本国国土上布站，在方案的设定上难度就要大得多。因此会议对各系统的方案和各观测台站的布局，进行了缜密的审定，并明确了具体任务的分工。在方案论证时，赵尔陆认真听取了陈芳允等专家的意见。3月，赵尔陆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办公室会议，同意批准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地面观测系统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
国防工业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一整套管理生产的规章制度。赵尔陆对这些规章制度都要亲自考察，如：三机部总调度室对协调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生产进度情况，每月提前两天编写好生产月报，在下月1日即报送罗瑞卿和赵尔陆审阅。赵尔陆看到月报是每月提前两天写好的，对最后两天的预计数字是否准确总是有些担心。于是，他找到三机部负责此项工作的副部长油江查问：“你们那个生产月报是什么时候拟稿？什么时候付印的？月底那两天，你们是预计的，实际情况有没有变化？”油江回答：不会有大的变化。因为生产调度随时了解技术、配套、物资和进度协调方面的各种问题，以便及时解决，心中有数，所以月报是准确的。油江说明情况后，赵尔陆思考了一下说：“我得查查”。不久，赵尔陆果然派人到工厂第一线详细了解月报产生的经过及材料是否属实，并亲自就此事向部长孙志远作了了解，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后来，他在一次会议上表扬了三机部的生产调度工作。
七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文革”引起的大动乱，使赵尔陆受到了严重冲击。一天深夜，他走出办公室对妻子和女儿说：“我从南昌起义到现在快40年了，自信对党和毛泽东是忠诚的，没半点私心，可现在，怎么到了没鬼也怕鬼的程度。”年逾花甲的赵尔陆流下了两行热泪，声音哽咽了。
这时，赵尔陆的身体每况愈下，肺气肿使他几乎不能睡眠，心脏病不断发作，可是他被逼无奈，既要接受造反派的批斗，还要带病坚持工作。
赵尔陆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关心着周围的工作人员。尽管他受委屈心情不好，但从不对工作人员发脾气，每逢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他总惦记着给每一位工作人员分一份。
1967年1月，赵尔陆因心脏病日益严重，被周恩来安排在北京西山疗养。离开了工作岗位，他郁郁寡欢，度日如年。他经常与聂荣臻、叶剑英联系，希望自己病情好转后，能早日回机关工作。
1月22日傍晚，聂荣臻和叶剑英同意赵尔陆回机关工作。赵尔陆高兴地对来西山看望他的妻子和女儿说：“两位老帅让我因势利导，做好群众工作，争取早点取得群众谅解。”他还嘱咐女儿：“你回家以后要积极到学校去，不上课了还可以学习毛泽东著作嘛。一寸光阴一寸金，不要总是晃来晃去。”当晚，全家愉快地聚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餐，他还送妻子和女儿到门口，目送着她们返城回家。
赵尔陆很快回到了机关上班。2月2日9时许，国防工办的干部推开赵尔陆办公室的门，吃惊地发现，他坐在平时加班休息用的小床上，身体向前倾，头垂在膝盖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一支曾经点燃过的香烟把他的手指灼得焦黄。
赵尔陆逝世后，“造反派”仍然不放过他，污蔑他是“畏罪自杀”。赵尔陆的遗体被送到北京医院作尸检，医生发现他的胃里只有少量的安眠药。那是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每晚必须定时服用的安眠药。最后是周恩来站出来说：赵尔陆同志是正常死亡，你们不要抓住不放。2月6日，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参加了赵尔陆的追悼会。
1982年9月2日，经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同意，中共中央组织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他作出了公正的结论：赵尔陆同志参加革命四十年来，南征北战，艰苦奋斗，把毕生的精力完全献给了党和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国防工业建设，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不愧是我党我军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上一页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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