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

　　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统治期间，天灾人祸频繁，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量元军被各路起义军击溃，各地的官僚机构亦陆续被起义军摧毁。群雄并起，全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割据状态。

　　濠州钟离人朱元璋，崛起于草莽之间，连年征战，初步控制了江淮地方，便开始策划南征北伐，志在统一天下，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令部属徐达率大军进行北伐，目标对准元朝的统治中心大都。朱元璋并且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称帝,国号"大明"。

　　徐达率军一路摧枯拉朽，经山东、河南、渡河进入河北，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七月夺取通州，逼近大都，元都大震。

　　二.大都的历史地理

　　北京，即元代的大都，远在春秋战国时，此地就是诸侯国燕国的都城所在地，名叫"蓟"，汉代，改名"幽城"，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幽州被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时，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幽州也包括在内，从此中原失去了屏障，为契丹的南下提供了便利条件，辽代幽州改称"南京幽都府"、"折津府"、"燕京"，金灭辽之后，改称"中都"，公元十三世纪，蒙古人兴起，夺取了中都，改称"燕京"、后来又改回中都原名，蒙古贵族向元世祖建议:"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驿之所,非燕不可。"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这个建议，在此地扩建新城之后，于至元九年（1272）二月将中都改称"大都"。大都成了元朝的首都，是元代全国的政治中心。

　　三.双方兵力

　　北伐大都的明军，由征虏大将军徐达及征虏副将军常遇春率领，麾下的将领有：

　　左丞曹良臣

　　右丞薛显

　　参政傅友德

　　都督副使孙兴祖、顾时

　　卫指挥使华云龙

　　卫指挥佥事郭英、张焕

　　徐达率军由淮入河开始北伐时，有"甲士二十五万。"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称徐达军开始北伐时"领京军及外郡马军四十万。"而且，当明军经山东进入河南，再由河南陈桥向河北进军时，仍然还有"将士四十万"，实力并未受损。

　　当明军逼近大都时，元顺帝便撤离大都了，他在离开时，把驻守大都的元军主力带走。元顺帝究竟带走了多少兵马？汉文史籍无记载，而成书于十七世纪的蒙文史籍《黄金史纲》及《蒙古源流》分别给出了两个数据。《黄金史纲》称元顺帝带"十万蒙古"出走了，这里的"十万蒙古"其实是指十万户，来源于蒙古人传统的说法，即蒙古本部有"六万户"，瓦剌有"四万户"，合计十万户。《蒙古源流》则称元顺帝带"六万蒙古"出走了。这个数据显然不包括瓦剌的"四万户"在内。

　　跟随元顺帝一行仓皇北逃的汉官刘佶，他在《北巡私记》中记载元顺帝离开时，"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还有"左丞相失列门、平章政事臧家奴、右丞定位、参知政事哈海、翰林学士丞旨李家百奴、知枢密院事哈剌章、知枢密院事王宏伯等百余人。"元顺帝走得太匆忙了，竟然连太庙神主也忘记了带走。留守大都的则有：

　　监国淮王贴木儿不花

　　义王中书右丞相和尚

　　太尉中书左丞相庆童

　　平章迭儿必失、朴赛因不花

　　右丞张康伯

　　御史中丞满川

　　参知政事张守礼

　　除此之外，留守大都的还有宣让、镇南、威顺诸王子等。

　监国淮王贴木儿，时年八十三岁，本是宣让王，镇所在庐州。贴木儿的嫡系部队已经于至正十六年（1354）随着庐州的失陷而覆灭，他本人则逃到了大都。而其余留守大都的镇南、威顺诸王子，其镇所本在扬州、武昌等地，上述地方早已经在战乱中失陷，所以也没有嫡系部队可供调用。元顺帝把这一批丧失了镇所、损兵损将的宗室留在大都，又没有留下精兵协防，无异于送羊入虎口。

　　据说，当中书左丞相庆童，得知自己不能随元顺帝撤离，要留在大都协助防守时，叹息道："吾知死所，尚何言哉！"

　　四.大都攻防战经过

　　至正二十八年（1368）七月二十八日明军攻克通州，至此，元大都已经直接暴露在明军面前了。但明军并没有立即向大都进军，统帅徐达命令明军"各卫立栅桃桃堑以待战"，这显示他已经做好了在大都之外与元军进行野战的准备。

　　就在七月二十八日明军攻克通州的这一天晚上，元顺帝仓皇撤离了大都，其后，明军派出的哨兵"至燕都城下，不逢敌兵，城上亦无旗帜，疑有伏兵而回。"

　　明军在野外前后等了五天，并没有元军出大都城来接战，统帅徐达只好作出攻城的决定。八月初二日，徐达"分兵为左中右三路"向大都进军。

　　明军在向大都进军的路途中，遇到了一股元兵。徐达命令明将尹坚冲阵，"坚两手擒两元将，皆金虎符，衔刃于口而弛，元兵莫敢近"，据《元史.兵志》的记载："长万夫者为万户"，"万户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首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因此尹坚擒的两个佩"金虎符"的元将应为统领万人的"万户"。

　　冲破了元兵的阻挡，明军终于到达了大都城下。大都城共有十一个城门，历来由元军中的"怯薛"轮番守卫的（"怯薛"乃元帝的宿卫之士，绝大多数是贵族、功臣之后，其职位是世袭的。守大都城门的"怯薛"叫做"八刺哈赤"）。但此时的"怯薛"军已经跟随元顺帝出走了，守城的仅剩下一些羸兵而已（例如《元史.朴赛因不花传》记载"大明兵逼京师，诏朴赛因不花以兵守顺承门，其所领兵仅数百羸卒而已。乃叹息谓左右曰："国事至此，吾但知与此门同存亡也"）。

　　明军从大都齐化门"填壕登城而入"，非常顺利地攻克了大都。但大都局势一度混乱，例如在太庙里守护神主的元太常礼仪院使陈祖仁在逃往健德门时，"为乱军所害。"

　　关于明军攻克大都之战，蒙文史籍《黄金史纲》有以下记载："朱哥（指朱元璋）、不花二人以一万辆大车装了财货，以三千辆大车载了身穿铠甲的士兵来到（大都）。司阍者不纳，遂厚贿司阍者（即看门人）以大量财货宝物，才得进入（大都）。"《蒙古源流》亦有类似的记载。流传在蒙古人之中的这个荒诞的故事，可能曲折反映了明军善于用计取城的事实（元末起义军的确有多次用计取城的例子，例如《明太祖实录》卷二记载朱元璋献计智取和阳，朱元璋认为应该选士兵穿青衣伪装成敌兵的样子，"以四橐驼载赏物驱而行，使人声言庐州兵送使者入和阳，赏赉将士"，"因以绛衣兵（即红巾军）万人继其后，相距十余里，俟青衣兵薄城，举火为应，绛衣兵即鼓行而趋，取之必矣"）。

　　五.追击的经过

　　元顺帝撤离大都之后，向居庸关方向出走，而明军却向古北口方向追击。明军追击的方向与元顺帝出走的方向相反，两路恰好错开。

　　《明太祖实录》记载徐达在攻克大都之后，"仍命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顾时将兵侦逻古北诸隘口。"明军侦逻的真实目的就是追击撤离大都的元军。

　　明军进攻古北口，元古北口守将佥知枢密院事张益逃往上都，此后，明军在古北口地区陆续与一些元军发生遭遇战。八月八日，明军"骁骑右卫千户陈谅巡逻北口，获貊高部将李德明、刘答失贴木儿、谢文振、尹野闾等三十九人而还。"八月十七日，明军"右丞薛显等率逻骑至古北口追元溃散遗卒，获马一千六百匹，牛羊八千余头，车二百五十辆而还。"

　　俞本在《明兴野记》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明军追击元顺帝的经过，明军于八月二日攻克大都之后，八月三日就立即展开追击元顺帝的军事行动。徐达令"薛右丞、参政傅友德领凤翔等五卫步军三万出虎北口（古北口之误）追元君。初八日，至兴路，不获。元君行东路，友德军行西路，两路互差，但遇回鹘车辆人口，尽拘而回，获牛羊马匹十万"，"大军回北平，述差路之由。达怒，令友德再袭东路，庚申君去远矣。"

　明军从古北口回师之后，转而向居庸关方向出击。关于明军在居庸关方向的军事行动，当时陪同元顺帝逃到上都的刘佶，后来在《北巡私记》中亦有记载："九月初六曰，哈剌公过予，言从臣闻贼出居庸关，意颇惶惶，有劝上北幸和林者，上迟疑不决。既而闻贼兵不出，事乃已。"

　　明军虽然没有追上元顺帝，据说曾经和负责为元顺帝殿后的蒙古兵作战。蒙文史籍《黄金史纲》记载了成吉思汗兄弟哈撤儿的后嫡图穆勒呼巴图尔，他在陪同元顺帝撤退时，"命令自己的儿子哈齐库鲁克临阵，领着六十名擎旗手赶来，说道：'语云：与其毁声灭名，何如粉身碎骨！'因之，与汉家追兵激战而死。"图穆勒呼巴图尔又译"脱穆勒呼把秃儿"，罗布桑丹毕坚赞著的《黄金史》亦记载了此人与自己的儿子一起战死，他在"脱欢贴睦尔（即元顺帝）丢失江山之戊申年，五十一年，与汉家追兵激战而死。"

　　六.徐达放走元顺帝的考证

　　明人徐祯卿的《剪胜野闻》称:"徐太傅追元顺帝，将及之，忽传令颁师。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驰归告帝曰：'达反矣，追兵及顺帝而已之，其谋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归，必有变，乃留兵镇北平而自引军归，驻舟江浦，仗剑入谒。帝时方盛怒，宿戒阍吏曰：'达入，慎毋从之。'达既入。未见帝，自疑有变，乃拔剑斩阍吏，夺关而出。帝阴使人释其罪，令内谒，达不允。于是帝出大庭往视于舟中，达因进曰：'达有异图，肯在今日？虽曰晚矣，然吾临江鞠旅，亦能抚有江淮，顾弗为尔。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筹之熟矣，彼虽微也，亦尝南御中国，我执以归，将曷治焉？天命在上，已知之矣，顾达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结誓而还，遂修好如故。按：获元后妃孙子不行献俘礼及元宗室皆封以官，此我太祖忠厚之道，兴灭继绝之仁，度越前代者也。他日徐达领兵追元顺帝，将及之，辄下令收军。遇春大怒，报太祖曰：'达反矣。'问其故，达曰：'元君虽微，曾南面为君矣，若追及之，将何治焉？不若逐之归沙漠之为得也。'达斯言所谓深知大体矣，岂诸将所能及？此所以为开国元勋也欤！"

　　另外，明人陆深的《玉堂漫笔》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玉堂漫笔》误认为徐达放走元顺帝的事是发生于开平之战。实际上，徐达并没有参加开平之战，这一点，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已经指出了。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剪胜野闻》及《玉堂漫笔》所记载的徐达放走元顺帝之事考证道："洪武元年，达、遇春至通州，以八月庚午克元都，顺帝已於七月丙寅开建德门北走，固未有故纵之事。二年春，达方在陝西戡定巩昌、临洮、庆阳等处，遇春以通州有元丞相也，速來窥伺，乃与李文忠还师北平，既败元兵，遂追入开平，顺帝已北走沙漠，遇春归，亦卒於柳河途次。是开平之役，达未在行，遇春亦无归朝面奏之事。且达小心恭谨，当平江攻张士诚時，遣使请事，帝嘉其忠，而以'將在外，君不御'勉之。胡德从征扩廓，达令致败当斩，达以功臣胡大海之子，械送京，帝曰'將军效卫青不斩苏建耳，继自今，毋姑息。'是达之不敢自专可知。況灭国大事，敢故纵其君乎？《明史》谓：上幸汴梁时，达密请于帝，谓'元帝若北走，將穷追之乎？'帝曰'元运衰矣！行自澌灭，出塞之后，慎固封守可也。'此事较为得实，然达并未追顺帝也。陆、徐著述颇可观，此事乃谬误如此，盖纵得之传闻，而未尝见《实录》也。"

　　赵翼在上述的考证中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徐达在攻克大都的次日，曾经派军对元顺帝予以追击，《剪胜野闻》中所说的徐达放走元顺帝之事，完全有可能就是指这次不成功的追击。从《剪胜野闻》可以看出，明军对出走的元顺帝有两种态度，一种以徐达为代表，主张放纵元顺帝回塞外；一种以常遇春为代表，主张对元顺帝穷追猛打。后来，在开平、应昌等地对元顺帝穷追猛打就是常遇春及其部属。而那时候的徐达则转而经略陕西，与常遇春分开了。常遇春与徐达在洪武二年（1369）分开之后，于六月攻克上都开平，元顺帝北走，七月，常遇春病死于军中，其部属由李文忠统领，洪武三年（1370）四月，元顺帝在应昌病死。五月，李文忠攻克应昌，一举歼灭北元汗廷，唯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带领数十骑逃脱。

　　《剪胜野闻》中记载徐达对朱元璋说的放走元顺帝的理由是："吾之不擒元帝，亦筹之熟矣，彼虽微也，亦尝南御中国，我执以归，将曷治焉？"无独有偶，类似的话刘伯温也曾当面对朱元璋说过，明人刘辰的《国初事迹》中记载："张士诚围安丰，刘福通请兵救援，太祖亲援。初发时，太史刘基（即刘伯温）谏日：'不宜轻出。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当时，韩林儿及刘福通都被围困在安丰城内。韩林儿本人称帝，他的宋政权曾经任命朱元璋为江南行省左丞相。而朱元璋亦用过宋年号，从纲常名教的角度来看，他只是韩林儿的臣属--多次公开表示要"立纲陈纪"的朱元璋，肯定也清楚这一点。因此，刘伯温暗示有帝王之志的朱元璋不要救韩林儿，否则救出来则难以侍候。可是，朱元璋不听刘伯温的劝告，派兵把韩林儿从安丰救了出来，但不知如何侍候这位昔日的主公。廖永忠为了替朱元璋解决麻烦，擅自杀死了韩林儿，反而导致朱元璋的责备（据《明史.廖永忠传》记载："韩林儿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通鉴博论》甚至称："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综上所述，徐达处理类似问题的态度与刘伯温差不多，但比起廖永忠要聪明，而常遇春处理类似问题应该与廖永忠没有多大差别。

　　关于朱元璋本人对元顺帝去留的态度，《剪胜野闻》中已经指出："（朱元璋）获元后妃孙子不行献俘礼及元宗室皆封以官，此我太祖忠厚之道，兴灭继绝之仁，度越前代者也。"《明实录》记载朱元璋于洪武七年（1374）将在应昌之役被俘虏的"元主嫡孙买的里八剌"遣返回蒙古。朱元璋甚至还扬言要遣返在应昌之役被俘虏的元皇后，《明太祖实录》记载了朱元璋的相关言论："上谓省臣日：'朕见前代帝王革命之际，获其后妃，往往不以礼遇，欺孤虐寡，非盛德所为，朕甚不取。今元脱忽思后在此，北狄但知食肉饮酪，且不耐暑，其饮食居第，务适其宜。若其欲归，当遣还沙漠。'"所谓的元朝皇后"脱忽思"，并不是元顺帝的皇后，而是元明宗的皇后，此时已经落入明军之手。还有，北元的第三任大汗脱古思贴木儿，曾经归降明朝，后来亦被朱元璋遣返回蒙古，这件事记载在明成祖给蒙古可汗本雅失里的一封信里："我皇考太祖高皇帝，于元氏之子孙，存恤保全，尤所加厚。有来归者，皆令北还。如遣妥古思贴木儿还，后为可汗，统率其兵，承其宗祀，此南北之人所共知也（妥古思贴木儿即脱古思贴木儿，有人认为此人就是买的里八剌）"。

　　前述的《廿二史札记》中转引《明史》的一段话亦记载，朱元璋指示徐达没有必要对撤离燕京的元帝穷追猛打。

　　从以上种种迹象判断，朱元璋似乎是不会强烈反对放走元顺帝的。

　　明人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记载朱元璋在祭祀历代帝王时，用手指着元世祖的画像说："痴达子，痴达子！汝何人，入主中国，可谓幸矣。今不革去者，以尔亦一代之王。朕今天命人归，奄有天下，于汝子孙不加杀戮，但驱还北。则朕之待胜国亦可谓有恩矣！汝何恨耶？毋再啼哭！"其中"于汝子孙不加杀戮，但驱还北"这一句话正好暴露了朱元璋对元顺帝去留的真实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