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梦寐以求，文臣武将们翘首企待的好日子就要到来。整个南京城开始张灯结彩，到处是繁忙喜庆的样子。但是，从十二月二十日开始，北风呼啸，天气阴沉，那纷纷扬扬的大雪就接连飘落起来。善于凑趣的大臣都说是雪清玉洁，天降祥瑞，而元璋则想起了陈友谅五通庙落汤登基的狼狈。新年临迩，意味着登基之期一步步逼近。但愿那是一个风清日丽的好日子。他把这个吉日的选择交给刘基。刘基大约是参考了天气阴阳消长的规律，选择了新年的正月初四，即距天气阴盛雪飘后的半个月。元璋仍是不很踏实。吴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元璋迁居新宫，同时祭告上帝皇祇，谓：“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祇，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元璋无异是押了个赌注，吴元年最末这几天过得真是战战兢兢。直到年除夕雪霏不断。年初一，大雪停了，阴霾依旧。初三，饬令百官执事以戒慎诚敬的心侍奉上帝鬼神，免得干怒招祸，妨碍祭天大典。

大约上天真是选中了元璋做他的儿子代表他治理这块神州大地，正月初四一早，东方的霞光就穿透了云层，显出天开雪霁的好兆头，阴云渐渐收敛，十几天里第一轮红日照临，真使喜庆的都城耀眼增辉。从宫寝到南郊天地坛清扫一新，沿路护卫排列，旌旗招展，衬以红霞白雪，显得格外清新明媚。卤簿仪仗前导，元璋率皇子大臣浩浩荡荡直向天地坛而去。这时候天地坛的制度，是天地日月同坛而祭。坛的第一层，南向东位供昊天上帝，西位供皇地祇。第二层为日(大明)、月(夜明)位。在垣墙之内，还东西分列供奉星辰、社稷、太岁、岳、镇、海、渎、山川、城隍之位。祭仪开始，迎神：燔烧祭坛上的木柴，将玉和牛羊猪三牲置于火上炙烤，使气味达于天庭，请天地神祗来享。谓之燔柴祭。宣读祭天祝文，文曰：“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主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惟臣，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勘定江州陈友谅、苏州张士诚等，偃兵息民于田里。今地幅员二万余里，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是用以今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上帝皇祗，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简在帝心。尚享！”

然后，饮祭酒，吃祭肉，叫做饮福、受胙。送神：燃旺坛上大火，凝目注视。瘗埋玉帛于地下。再拜。礼成。遂换上绘有日月山龙等图案的衮服，戴前毓平顶冠冕，在郊坛的南面即皇帝位。左丞相李善长率领百官北向跪拜行礼，三呼万岁。礼毕，当今大明洪武皇帝率领世子暨诸子捧着神主去太庙追尊四代祖先为皇帝、皇后，奉上玉宝(印玺)玉册(追封册文)。封高祖朱百六为德祖玄皇帝，妻胡氏玄皇后，曾祖朱四九为懿祖恒皇帝，妻侯氏为恒皇后，祖父朱初一为熙祖裕皇帝，妻王氏为裕皇后，父朱五四为仁祖纯皇帝，妻陈氏为纯皇后。元璋读罢玉册册文，叩头礼拜，很有些动情。想到他的父母兄弟一月之内相继而亡，想到他一个十七岁的小孩子日夜守护在垂危的母亲身边的痛楚，想到他一家数口艰难度日的辛酸，不禁泪水湿润了眼角。他的母亲一定是有些灵迹，当初不就说自己能够光耀他家的门楣吗?现在他富有四海，贵为皇帝，可惜不能慰母亲一日之欢。他的母亲能出现在他的面前该多好啊!他望着母亲的神主出神，却好像面前真的走来一位衣服褴褛而面容慈善的妇人。元璋急走二步迎上，那幻影又立即消逝。元璋确信这是他父母的灵魂前来受享。便对善长说：“斋肃一心，对越神灵，似乎可以见到祖先来享。”善长说：“那是陛下诚孝感通所致。”元璋立时高兴起来。他驾至奉天殿，正式受百官朝贺。李善长率群臣跪拜，而后宣读贺表，群臣再拜起舞。接着，李善长代表皇帝册封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太子。李善长、徐达等也加封官爵。至此，登基大典全部结束。[1]

这个昔日放牛娃顶着破烂水车辐板做皇帝，那是儿童作耍，像过家家之类的游戏一样，好多孩子都玩过，而今朱元璋弄假成真，自然为大小百姓平添了许多酒后谈资，田头絮语，渔樵闲话。而在朱元璋自己说来，大约并不只是满足于福大命大造化大的龙种身份，他更了解自己贫穷的辛酸，经历的曲折，创业的艰难。所以当初元朝降臣张昶劝他及时行乐时，便引起他的警惕与怀疑，而由此发现了他私通元朝的行迹。即使有人劝他稍作怡养，少纾忧虑，他都敛容正色。凡事冷静，是元璋成功的一大秘诀。越是打了胜仗，越是办事顺利，他的头脑越清醒，越是从中捕捉可能的隐忧隐患。现在衮冕登基，他自然处在极度的兴奋当中，不过他很快就从激动的情绪中平复下来。即位第二天，正月初五，他就告诉身旁侍臣：“你们知道，创业之初是怎样的困难，而不知道守城会更加困难。”正月初六，在奉天殿内外大宴群臣，宴罢，他专门讲了保持忧患意识的重要性，说：“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身担天下国家之重，不可顷刻忘却敬畏。”几天以后，他又专门召集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大臣，告以持满取败之戒，说道：“你们诸位大臣受封进爵，职位尊显。我常想到古代君臣居安思危，警戒盈满骄纵，故能常保富贵。古人在自己的座位右边放一个极易倾覆的欹器，就是要经常提醒自己不可因骄盈覆败。尔等要慎之又慎。”[2]元璋这些话一则正人，二则正己。因为新王朝肇基开国对元璋和他们这一批新贵说来，毕竟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而在快行急转的时候确实易于从车上甩下来。

新朝开基，百废待兴。然而眼下第一位的还是战争。陈友定未平，两广未下，巴蜀割据，特别是元朝皇帝还安坐在大都。

汤和攻下福州，派遣使者到延平劝降。陈友定置酒宴请诸将及宾客，杀了使者，将他的血沥进酒坛，与大家共饮，而后慷慨誓师：“我们大家十几年生死与共，受到国家的厚恩，目下只能以死相拼。谁要是不以死相抗，我分他的尸，杀他的全家。”汤和于是急围延平。延平人心浮动，军士解体，有不少人偷偷越城投降。十几天以后，洪武元年(1368)正月二十九日，忽然城中军仗库起火，火药爆炸声如雷鸣，汤和乘乱攻城，一举克复，陈友定饮毒药而死。汤和的部队搜索到陈友定，尚有一口余气，终于把他救活。此时陈友定的儿子从外地投延平，愿同父亲一起去死。汤和将他们父子送往京城。元璋历数他杀胡深、杀使者之罪，陈友定毫无求饶之意，厉声说道：“死就是了，何必多言。”他父子同时被杀。此时，胡美、何文辉西路军也顺利攻下建宁路。兴化、漳州、泉州诸路都闻风而降，福建全境在洪武元年年初全部平定。

洪武元年(1368)二月初二，调汤和提督海运，在宁波造海船运送江浙的粮食输往直沽，以保障北伐军的供应，同时任命廖永忠为征南将军，浙江行省参政朱亮祖为副将军，由海道取广东。

元璋面授攻取方略：“朕当年平定了武昌，荆、襄诸郡望风款附；常遇春克赣州，南安、岭南数郡也相继来归。就是因为威重势至，军纪严整，人心悦服。现在两广之地，彼此割据，百姓穷困。他们听到八闽不守，湖、湘已平，必然人心震慑。如果先遣人宣布朝廷威德，一定有归款迎降的。不得已而举兵，则要扼其险要，绝其声援，使他们彼此隔绝。广东的要害在广州，广州既下，沿海州县可以传檄而定。海南海北，依次招降，要留足够兵力镇守，防其反复。然后派兵与杨璟合兵，共取广西。”二月二十一日，又令赣州卫指挥使陆仲亨率师南下会同廖永忠攻打广东，告谕他：“近命杨璟由湖南取广西，廖永忠由福建取广东，尔等则自韶州直捣德庆，三方进兵，互为犄角，必无不克。广东既下，合兵取广西，将成破竹之势。重要的是严肃军纪，安抚百姓，毋杀毋掠。”[3]

这时候，盘踞广州等郡县的是地方割据势力何真。何真，字邦佐，广东东莞人。原为河源县小吏，元末兵乱，何真聚兵自保，协助元地方政府平叛，以功授惠州路同知，江西行省广东分省左丞，势力及于广东诸郡县，是与元朝有朝贡关系的地方军阀。廖永忠依据元璋的指示，对何真下书劝降，同时自福州航海至潮州。何真派都事刘克庄赶到潮州，奉上印章并所属郡县户口兵粮数目，奉表请降。永忠奏报朝廷，元璋十分高兴，对何真下诏褒奖，把他比作河西五部大将军窦融归附汉光武帝，瓦岗寨首领李■（徐懋公）归附唐高祖。谓：“朕惟古之豪杰，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窦融、李■拥兵据险，角立群雄间，非真主不屈。尔何真连数郡之众，乃不烦一兵，保境来归，虽汉唐名臣奚让焉。今特驿召来庭，赐尔名爵，以彰有德。”廖永忠师抵东莞，何真率官属迎接慰问。广东政权实现了和平过渡。何真奉诏入京，被升擢江西行省参政，后封东莞伯，得善终。[4]

洪武元年(1368)正月，杨璟、周德兴南征军围宝庆、永州。二月，克宝庆、全州、宁远及桂阻路蓝山县。四月十七日，困疲不堪的永州城被攻陷。遂挥师围困静江路(桂林)，以左丞周德兴扼守险要，阻断各路增援。此时征南将军廖永忠、副将军朱亮祖的部队已从广州沿江西上，克梧州、郁林、藤州，会师静江，屯扎象鼻山下。形成对静江路的四面包围。城中坚守两个多月被攻破。随后，廖永忠、朱亮祖定南宁、象州，杨璟定郴州等地。到洪武元年(1368)七月，广西全境平定。[5]

吴元年(1367)十二月初北伐大军克济南，平济宁，稍作休整。元璋的主要精力也放在即位登基。开国大典的兴奋与忙碌一过，北伐再往前推进。

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二十九日，元璋派一向经营荆襄待时而动的邓愈为征戍将军率部北上南阳，攻略河南。二月初，征虏副将军常遇春自济南西取东昌。随即元璋又派出康茂才率师抵达济南。大军北攻乐安。元璋遣人向徐达下达指令：“如乐安半月可下，则率师自黄河南下河南，取汴梁。否则，留精锐亲军作围困之计。都督同知康茂才、张兴祖，右丞薜显、参政傅友德所统诸将士由都督冯胜节制向济宁草桥集中，听候调发。”徐达于二月二十四日接到指令，第二天就攻克乐安，拔掉山东最后一个钉子，山东全境大体平定。三月十六日，大军汇集济宁，直取汴梁。军至陈桥，汴梁守将李克彝命自安丰来投的左君弼迎战，左君弼感戴朱元璋曾将他的母亲礼送汴梁，拒不出战，李克彝弃城逃窜，左君弼与元将竹昌以城降。徐达西出河南府(洛阳市)。元将脱因帖木儿等以五万之众迎战。战斗打得相当激烈，但元军毕竟士气消沉，人心惶惧，终至溃散退走。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鲁温率众投降。而后郑州、荥阳、嵩州、钧州、汝州相继而下，冯胜率师直抵陕州，逼进陕西。洪武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元璋遣使告谕都督同知冯胜：“如果拿下潼关，且勿急于求胜西进。现在主攻在北方，宜选将留兵守关，遏其援兵东进。尔即率师回汴梁。朕将亲自去汴梁议事。”冯胜斩将夺关，李思齐、张思道弃关西走，冯胜追至华州而止。

五月二十一日，元璋的车驾到达汴梁，考察地势民情，慰问将士。而后同徐达讨论北征方略，并首先征求徐达的意见。徐达说：“臣自从平齐鲁，下河洛，王保保便在太原拥兵自守，犹豫观望。现在潼关又为我有，张思道、李思齐失势西窜。则是元朝的声援已绝，陛下第一步战略构想已经实现。臣等乘势捣其孤城，必能顺利克复。”元璋大体同意徐达的想法，但提醒他两件事：一、北方地势平旷，利于骑战，要选好精锐骑兵。二、北方遍地荒凉，粮饷供应加意筹备。徐达请示：“如果大都克复，元主向北逃窜，是否穷追?”元璋告诉他：“元运已衰，行将自灭，不必穷追。你但固守封疆，防止它的侵扰就可以了。”元璋知道，要防止元朝骑兵逃逸是不可能的，而眼下也还不是塞外逐剿的时机。

粮饷准备已足，运船齐集济宁，扬帆北上。河南的各路部队已在汴梁陈桥集结待命，七月十一日，元璋又命徐州、济宁、益都驻军会师东昌。同时派康茂才自陕州渡黄河，入山西，牵制王保保(扩廓帖木儿)。七月二十三日，元璋离开汴梁回应天，临行，告诫徐达：“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死亡流离遍于道路。前代革命之际，兵革相加，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尔诸将帅当以为戒。克城之日，毋掳掠，毋焚荡，毋妄杀人。要做到市不易肆，民安其业。凡元朝的宗戚，都要妥善对待，加以保护，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听命者，罚无赦。”[1]

闰七月初二，徐达率军自汴梁北上。根据元璋授予的进军图，一路经卫辉、彰德、邯郸，几乎是一帆风顺。然后折而东向，抵达临清。遂传檄东昌部队、乐安驻军在临清会师。七月十五日，自临清数路推进，沿德州、沧州、清州一线北上，七月二十三日，攻克直沽，元丞相也速等望风逃遁，大都惶恐。在河西务和通州经过激烈战斗，闰七月二十八日占领通州，逼近大都城下。元顺帝召集后妃、皇太子布置弃京北行。诏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与中书左丞相庆童同守京城。二十八日夜，元顺帝率后妃皇太子等卉建德门出居庸关北遁。蒙元王朝，发祥在大漠以北，入主中原以后，比较顽强地保持了蒙古固有文化，因而很难建立中原地区长久而稳固的统治，但是大漠南北的广阔天地却成为它退避斡旋之地。元顺帝率宫妃仓皇宵遁，直奔上都而去，也就不像历代亡国之君，被逼向绝路。然而，一路风声鹤唳，一路黄沙飞尘，几十年的大都繁华已成梦境，眼下如受伤的野兔，落荒而逃，元顺帝不禁潸然泪下。

明洪武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八月初二，攻克大都。徐达登上齐化门，宣布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中书左丞相庆童数人的罪状，斩首。其余未妄杀一人。他派人查封府库宝物、图籍档案，封锁元宫殿各门，令指挥张焕率千人把守，宫人、嫔妃、公主则着令宦官看护，严禁将士接近。街肆百姓秩序井然，充分显示了元璋军令的森严和徐达治军的严格。至此，宣告元朝灭亡。

八月十五日，命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右副将军冯胜、偏将军汤和、平章杨璟统率大军西取山西。

徐达派副将常遇春率军南下取保定、真定，自娘子关西进，而另派冯胜、汤和自河南路(洛阳)渡黄河取怀庆，自南向北攻取泽州、潞州。十一月中旬，扩廓帖木儿奉元主自开平发出的指令，从太原出雁门经居庸关进攻北平(明朝改元大都为北平府)。徐达对将领们说：“王保保大军远出，太原必然空虚。孙兴祖都督以六卫之师镇守北平，足以抵御。我军当乘其不备，直捣太原，此兵法所谓‘批亢■虚’者也。彼若西还自救，亦必自投罗网。”乃引兵直趋太原。扩廓师至怀来，得到太原告急的消息，果然掉头自救，回防太原。喘息未定，他的部将豁鼻马早已与明军暗通声气。十二月初一日夜，城内突然燃起大火，四门大开，常遇春率部鼓噪而进。这时扩廓正在灯下书写防城手令，见部众自相惊溃，慌乱间拖了一只鞋，乘一匹弱马，率十八个亲卫骑兵夺路逃走。豁鼻马以四万余众归降。常遇春率轻骑追击到忻州，扩廓西走甘肃，山西一举平定。

洪武二年(1369)三月，大军渡黄河，入陕西，克西安，进凤翔。李思齐远奔临洮，张思道据守庆阳。徐达因庆阳城险兵精，攻拔比较困难，而且溃败西走，易与临洮呼应会合，便稳而不打，而远途西征临洮。越陇州、秦州、巩昌，四月十三日，冯胜师至临洮，李思齐被迫投降。于是，徐达回师取平凉、泾州，又遣别将攻下延安，包围了庆阳。张思道听到临洮失守就弃城逃往宁夏，投奔扩廓，而把庆阳防务交给了他的弟弟张良臣。扩廓不释前嫌，逮捕了张思道，张良臣已感到势孤，眼下大军压境，更为恐慌，五月初八日便向前来劝降的指挥张焕投降。此时，徐达收到元璋自南京发来的指令：“思齐既降，宜进攻庆阳、宁夏。但张思道兄弟多诈，若来降，当审处之，慎勿堕其计中也。”只是右丞薛显已率五千骑兵前往受降，徐达便静观变化。五月十五日晚，薛显果然负伤奔还，向徐达报告了张良臣劫营叛变及张焕被执的消息。徐达对诸将说：“陛下明见万里之外，今天的事情陛下早已料到。然良臣之叛，自取灭亡，当与诸公协力消灭他。”于是调集各路兵马四面包抄。扩廓帖木儿见庆阳烽火陡起，也遣将率兵增援，庆阳一时大振。徐达先打增援，而后围困。到八月二十一日，城中粮绝，至于吞咽和泥的人肉汁，良臣的将领才开门投降。良臣父子投井，被捞出，腰斩。至此，陕西平定。

洪武二年(1369)四月西征大军攻下凤翔之后，元璋调副将军常遇春回师与偏将军李文忠率部出塞北伐，攻打故元巢穴上都开平，以解除北平的威胁，并与西征相配合。六月初三日攻克开平，元顺帝北奔，遇春追袭数百里，大获全胜。七月初七日，常遇春自开平班师，到达柳河川，猝然得病而死，年仅四十岁。常遇春是仅次于徐达的开国元勋。一向勇敢善战，深得元璋倚重。他自己曾说，能率十万之众横行天下，故军中称他为“常十万”。原封鄂国公，死后追封为开平王。

山陕平定，扩廓帖木儿拥据西北，依然忠于故元皇帝，二者互为声援，威胁北方安全。洪武三年(1370)正月，以徐达为征北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邓愈为左副副将军，汤和为右副副将军，再次征讨。按照元璋布置，兵分两路：令徐达出潼关，自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令李文忠出居庸关北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应援。

洪武三年（1370）四月初八日，徐达大破扩廓帖木儿于甘肃定西县北乏沉儿峪，擒获其王、公、平章等官员一千八百余人，士卒八万，马五千余匹。扩廓帖木儿仅携其妻子数人北遁和林。于是，自河州以西吐蕃、朵甘、乌斯藏等部全部归附。

本月二十八日，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死于开平以北的应昌。年五十一岁，在位三十六年。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嗣位为皇帝。

五月十六日，左副将军李文忠自开平趋应昌，获元顺帝孙买的里八刺及后妃、诸王、官属数百人，兵民五六万人，元嗣主北遁。六月二十日，以平定沙漠诏告天下。元朝残余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初七，征虏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班师回京，元璋亲自到龙江关迎接慰劳。十一月十一日，在奉天殿大封功臣。元璋说道：“自起兵以来，诸将从朕披坚执锐以征讨四方，战胜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报以爵赏。凡今爵赏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无私。如御史大夫汤和，与朕同里闸，结发相从，屡建功劳，然嗜酒妄杀，不由法度；赵庸从平章李文忠取应昌，其功不细，而乃私其奴婢，废坏国法；廖永忠战鄱阳时奋勇忘躯，与敌舟相拒，朕亲见之，可谓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向，以邀封爵；佥都督郭兴不奉主将之命，不守纪律，虽有功劳，未足掩过。此四人只封为侯。平章李文忠，总兵应昌，逐前元太子远遁漠北，获其皇孙、妃嫔、重宝，悉归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邓愈，自幼相从，屡更任使，虽经摧挫，口无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长，虽无汗马之劳，然事朕最久，供给军食未尝缺乏；右丞相徐达，与朕同乡里，朕起兵时即从，征讨四方，摧强抚顺，劳勋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进封大国，以示褒嘉。余悉据功定封。今日所定，如爵不称德，赏不酬劳，卿等宜廷论之，无有后言。”这次班爵行赏，封公者六人：进宣国公李善长为韩国公，进信国公徐达为魏国公，封常遇春之子常茂为郑国公，李文忠为曹国公，邓愈为卫国公，冯胜为宋国公。封侯者二十八人：汤和中山侯，唐胜宗延安侯，陆仲亨吉安侯，周德兴江夏侯，华云龙淮安侯，顾时济宁侯，耿炳文长兴侯，陈德临江侯，郭兴巩昌侯，王志六安侯，郑遇春荥阳侯，费聚平涼侯，吴良江阴侯，吴桢靖海侯，赵席南雄侯，廖永忠德庆侯，俞通源安南侯，华高广德侯，杨璟营阳侯，康茂才之子康铎蕲春侯(康茂才于洪武三年随徐达西征定西，死于还师途中)，朱亮祖永嘉侯，傅友德颍川侯，胡美豫章侯，韩政东平侯，黄彬宜春侯，曹良臣宣宁侯，梅思祖汝南侯，陆聚河南侯。各给铁券，子孙世袭。[2]元璋所说的汤和嗜酒妄杀，就是十几年以前在常州酒后怨言：“坐屋脊，左右顾。”而廖永忠之窥意向，邀封爵，则暗指居瓜步沉江之功。这些旧账重提，当时这些功臣们大约并未悟出什么深意。

十一月十三日，大宴诸功臣。酒酣饭罢，元璋对这些沙场骁将淮西旧人发表了意味深长的讲话，说：“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万机，不敢有丝毫安逸。卿等现在都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也不可忘掉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每是谨于忧患而忽于宴安，而不知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今与卿等饮宴极欢，恐怕久而忘其艰难，故相戒勉。”第二天，徐达率诸将领前往谢恩，元璋在华盖殿赐坐慰劳，对他们说：“今天成就一统之业，都是你们各位将领的功劳。”徐达等赶忙起身跪地叩头，说道：“臣等起自田野，风云际会，追随上位左右。每次征战，都是奉了上位的成算，用兵次第，如以掌运指，待战事胜利结束，竟至不差毫分。这是天赐上位的圣智，非臣等所及。”元璋对自己的用兵战略也十分欣赏，于是乘机说道：“朕与卿等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并非有意于天下。渡江以后，见那群雄所为，强者纵于横暴，弱者不能自立，或荒淫于妇女，或贪残于货宝，剽掠嗜杀，徒为百姓之患。张士诚恃其财富，陈友谅恃其兵强，朕独无所恃，惟有不嗜杀，布信义，守勤俭，如果说有所恃，那就是诸将同心，共济艰危，故来者如归。这个仗怎么打法，曾有人劝朕先打张士诚，认为士诚近而友谅远，若先打陈友谅，张士诚必乘我之后。但他不知友谅志骄而剽悍轻死，士诚器小而狡猾怯懦。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与友谅的鄱阳之战，宜于速决，我料定士诚必不能越苏州一步以为友谅之援。当时如果先攻士诚，则苏州并力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我必撤苏州之围而阻击，是我疲于应敌，事情就难办了。二寇既除，兵力有余，鼓行中原，应该是所向无敌。有人劝朕荡平群寇再取元都，尔等又想直捣元都，兼举陇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尔等先取山东，次及河洛，止潼关之兵，是因为王保保、张思道、李思齐皆是百战之将，未肯遽降。急之则并力于一隅，未易攻打。故出其不意，反旗而北，元兵落胆，不战而弃。然后西征，张、李绝望势穷，故不战而克。然王保保犹力战不屈，当初若未平元都而先与之角力，他们希望未绝，困兽犹斗，声势相闻，则胜负未可知也。”这里，与张士诚、陈友谅的战略决策稍有掠美之嫌，但北伐西征的布置确实匠心独运，严谨有序。几十年的学习与磨炼，元璋已经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位当之无愧的杰出战略指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