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三月,宋朝在位时间最长(共四十二年)的皇帝宋仁宗驾崩。宋仁宗生前无子嗣,早在其二十六岁时便将江宁节度使赵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赵宗实接到宫中抚养。赵宗实以小宗入继大宗,仁宗皇帝还煞费苦心地为其赐名赵曙,以打消他心存的疑虑与担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仁宗归天后,赵曙竟然拒绝嗣立,这个书生气十足的皇子当然深谙治世礼法的利害,他的拒绝不无他自身的深思熟虑。众大臣自然看不过他如此的“谦谦之风”,索性将他穿戴整齐后强行按在天子宝座上去。这就是宋朝历史上的英宗,在位仅三年。
英宗性格懦弱无主见,根本担当不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先是坚持为先帝仁宗守孝三年,被群臣否决后又装病,亦未得到太后与大臣的认可。无可奈何的英宗只得硬着头皮勉强施政,因为缺乏魄力与主张,所以凡事都交由大臣们去商议裁决去。其结果是,朝臣们由先前范仲淹时期的激进趋向于保守,与新一批台谏官员形成对立,大事干不了,小事没人干,争吵声倒是不绝于耳。
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满朝的臣子们将争论的焦点集中到英宗该如何称呼他的亲身父亲的问题上。以宰相韩琦、副相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英宗该称其生父濮王赵允让为父亲,这是符合以人的血缘和最基本的感情需要的。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尊崇儒学的大臣,则竭力主张英宗该称其生父为伯父,这是以遵守宗法制度为出发点得出的结论。两派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司马光一派因人多势众而逐渐占据了上风。御史中丞贾黯在临死前还留下遗书,请求英宗务必称其亲生父亲为伯父。同知谏院蔡伉在面见英宗时,竟长跪于地痛苦流涕,如丧考妣,大呼这一叫法关乎国家兴亡。英宗为之感动。而韩琦、欧阳修被打入了小人系统。英宗依旧坚持称生父为父亲,持不同意见的反对者以君子圈自居而不屑与小人系统同处朝堂,扬言辞去在朝廷中的职务。
这就是宋代历史上有名的“濮议”,看似一场闹剧,却有着深刻的政治与文化背景。
曾经不可一世的门第世家在唐末与五代时期的战乱与纷争中灰飞烟灭,至宋朝开国时早已被斩草除根,寄生虫的温床不复存在,耀武扬威、辉煌数个世纪的望族世家作鸟兽散。宋朝对封爵贵族有着相当严格的限制,连亲王与驸马都只是徒有虚名,遑论其他。宋朝的统治阶层多出自寒门士大夫,十年寒窗苦读换得金榜题名,对庶族社会地位的提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宋代的立国宗旨依然是承袭了儒家的保守思想,重武轻文的治国理念令士大夫们在这个宽松的时代环境中如鱼得水,达观安逸。只要是具有一定级别的官员,都可以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甚至可以对宰执大臣进行抨击,这在宋以前是罕见的。如此一来,舞文弄墨、唇枪舌剑便有了用武之地,议事成了在宦海中摸爬滚打的必要技能,莫说国家大事,连一些无聊琐事都会引发无休无止的争吵。在当时的官员眼中,这是一种没有成本与风险的投资,即便在争议中败阵,或是弹劾检举失当,顶多就是被贬出京城,好歹也能到地方上为官一方,弄不好还会被冠之以“忠良正直、不畏强权”的美名。
经过北宋百余年的精心“呵护”与“滋养”,传统的儒家思想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儒学逐渐为相对僵化的教条主义所替代。前头提到的韩琦、欧阳修张扬灵性、英宗注重亲情却被口诛笔伐的事实便是明证。那些权顷一时的士大夫们,内斗时口吐莲花,而在对外政策上却表现出十足的软弱无能,两宋三百多年间,尽管有着非常富足的经济基础与昌明的文化科技环境,在对抗外敌入侵这一点上却是一败涂地的狼狈。两宋的千古奇恨留与后人无限空叹,浩叹之际当作更深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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