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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的“先生”――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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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是河北蔚县人,生年不详,早年事迹说法不一,查继左(罪惟路)中说“他早年读过书,下过考场,做过某县的教官,后来犯了罪,本当充军,适逢皇帝下诏“有子者准净身入内”,逐趁机进了皇宫,他历恃三郎,展加显庸,是个很会迎逢的人,特特别是深受英宗的赏识。 英宗继位前,王振尚比较谨慎,英宗继位后,王振得掌司礼监,始檀作威福。英宗朱祁继位时才九岁,超重大事悉由英宗祖母张太后决定。起初,张太后对张振是存有戒心的,曾经要杀王振。经过朱祁镇和在场的大臣们请求,才宽免王振,并规定“此后不可令干国事也”。工于心计的王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便故作姿态,耍弄权术。他首先去取得阁臣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好感,一次英宗与小宦官在院子里击珠,被王振看见。第二天,王振当著“三杨”的面跪奏“先皇帝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富踵,如社稷何!”做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感动得“三杨”叹曰:“宦宫中宁有是人”(《罪惟录》)。以后,太后对王振也渐渐放松了警惕,王振的权势便慢慢打了起来。 正统六年(1441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修建完工,英宗大宴百官。根据明朝的礼制,“宦者虽宠,不得预王庭宴”。英宗怕王振不高兴,派人去看他干什么。发现王振政在大发脾气, 自比周公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明史记事本末》)英宗连忙叫人打开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来参见宴会,文武百官也赶忙起来迎接。英宗称之“先生”,公侯勋戚呼“翁父”,大长了王振的威风。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张太后死后:“三杨”中的杨荣已先卒,杨士奇则因其子杀人被捕入狱而坚卧不出,只有杨溥在朝年老势孤,王振就无所顾忌了.在朝内,他先将太祖朱元璋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从宫中挪出:旋即提拔自己的侄儿王山、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事。继而,密杀侍讲刘球,陷害大利寺少卿薛,污蔑国子监祭酒李时勉,降兵部侍郎于谦职,连驸马都尉石琚都被他下了狱,成为明代专权的第一个太监。 王振笃信佛教,曾广建寺庙,大度僧道。仅正统五年(1440年)春夏秋冬内塔就发卖了度牒二万二千三百多份,一时和尚布满了京城。正统八年(1443年),王振兴建智化寺,穷极木土,正统十三年(1448年)又重建西城庆寿寺,更名大兴隆寺,费资巨万,寺成后,王振邀来崇国寺的和尚多人,大设法会,英宗亲来寺内传法。 在王振专权时期,明朝历史上发生了两个大的事件,都与他有关。 第一件是麓川用兵,麓川就是今云南省瑞丽一带,元朝时在此设立了宣慰司,明朝依旧。正统二年(1437年),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乱。到正统五年(1440年)七月,被黔国公沐昂与都指挥方瑛,柳英等所率的明军平服。十二月,思任发派使者致书朝廷,表示愿进贡谢罪,英宗让文武大臣讨论此事。刑部侍郎何文渊上言认为,麓川地方不大,这一正确意见,得到了杨士奇,刘球等人的支援。,因王振为“示威荒服”,根本听不进这些正确意见,一意孤行,为主用兵,要“尽灭其种类”。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和正统十三年(1442年),朝廷屡次出动十几万大军进剿是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再难平服了。当时,朝廷的主要敌人本是逃亡北方的元室后裔和蒙古部落,明朝的大部门军队也都在北边的防御,对麓川的用兵,有如高射大炮打蚊子,得不偿失,而劳师袭远又大大消耗了兵力,带来了无穷后患。 第二件事土木之变(地图)。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七月,崛起的北方蒙古族瓦次部,兵分四路入侵,大同告危。王不顾满朝文武反抗,怂恿英宗率50万人马亲征。王振根本不会打仗,他以为明朝大军以到,瓦刺军就会吓跑。不料。瓦刺的首领也先根本没有把明军放在眼里,反而加紧了进攻,明军抵大同后,开源等处败报接连传来,王振心腹镇守中官郭豹看到事情不妙,忙悄悄建议撤兵。王振这时也慌了手脚,急忙下令向尉州方向退却,尉州是王振的老家,他本想请英宗看看他的新建宅第,又恐大军毁坏他地里的庄稼,因而行致途中又突然下令改道向宣府方向退却,至狼山,被敌军前锋追上。明军由于是仓促出征,粮草缺乏,士兵们饥饿难忍,未经交战,就已经成了溃兵。瓦刺军首领先闻知,急率两万精骑超越长城向明军扑来。王振派恭顺伯吴客中和都督吴克勤率兵3万在鸡鸣山下迎战,被冲垮,吴氏兄弟和朱勇当阵阵亡。王振又派成国公朱勇、薛绶虽然战败,却为英宗和大部队退却赢得了时间。这时如果迅速撤退,完全可以退守怀来,重整旗鼓。但当明军行至距怀来只20公里的土木堡时,王振发现自己搜刮的1000多车财务落在了后边,竟令全军就地驻扎等待。也先率军分道自麻谷口入,都指挥顽固抵抗,战守终夜,为大军撤退再次赢得了一次机会。是时,明军缺水已三日,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十五里外虽然有河但已被敌人占领,处境十分危险。只有连夜撤进怀来,才能缓口气。但王振硬是不让动,冒死进谏的大臣们,都被他挡了回来。而敌人方面,为麻痹明军,完成进攻部署,一面迂回合围,一面假意言和,王振竟信以为真,结果明军被叶先的军队围攻,不展逃逸,相逃籍死,蔽野塞川。护卫军懋忠气得一锤击碎王振头颅,拼命保护英宗突围。然而为时已晚,王振的一意孤行,终于酿成了英宗被俘,50万明军全部覆没在空前败绩。 对于这样一个弄权误国的罪魁祸首,昏庸无能的英宗不但不痛恨,反而在其被放回复辟后“诏复王振宫,刻木为振形,招魂以葬。”并开明代之先,为之在智化寺北建了其旌忠祠。位太监建祠后世虽有,但像王振这样臭名昭著之人,为之建祠,且保留了相当长时间,却很少见。明宪宗年,因有人建议,曾想毁掉旌忠祠,竟未成。更奇怪的是,“保寺尊王”的思想一直在智化寺中流传,直到解放初的最后几代和商中还残留有这种思想。 王振不仅是明代第一个弄权误国的太监,而且在搜刮钱财上也首屈一指.据《明代纪事本末》载:“振家当京内外,凡数处,重堂邃阁,拟以宸居,器服绮丽,尚方不逮,玉盘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金银陆拾余库,币帛珠宝无算”。镇是吸尽民脂民膏。 这里要提一下王振私第与智化寺的关系.《刺赐智化寺之记》中说:“京城之东稍北,为顺天府黄华坊,振之私第在焉。境幽而雅,暄尘之所不至。乃即其闲矿高郎处,垣面寺之,将俾吾后之人,掌持而供奉于其间,永敬无怠。”这里说的是在“振之私第”旁建的寺。《明代》载:土木之变后,“振族党为诛,第宅没官,改京为武学……” 武学就在智化寺西,这就是说王振的家原在智化寺西。清代的《天咫偶闻》则认为,智化寺是王振舍宅而建。黄云眉《明史考证》也认为:“智化寺即振旧宅”。王振是司礼监太监,应该是四品官。按明制,他的宅第应是门屋三间,厅堂各七间。这个数位基本符合智化门、智化殿与万佛阁底层的建筑体显。民宅间量小,该为佛殿后开间增大,间数减少时可能的。明清大宅。胥分左中右三路,路各有门,不相混杂,智化寺初建时正是分三路。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桂辛在民国期间到此勘测,也深疑王振该旧第为寺,借建寺之名,另营新宅。 此外,1929年智化寺登记庙产时,将建寺人填为“鲁安和尚”,令人费解。明明是王振建寺,为什么填成“鲁安”呢?推想,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王振的名声太坏,后代主持怕惹麻烦而为他起的别名;另一个可能是王振为自己起的法名,或许,王振建智化寺的目的之一,也是像其他太监那样,想为自己晚年准备个养老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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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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