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种针对成年人的发型和着装控制已不存在，但在中学里却愈演愈烈，打着“端正校风”的旗号干涉学生。这一方面是因为对“整齐”的迷恋、对权力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因中学生的心智并未成熟，缺乏反抗力量，因此被当成了供权力侵袭的“软柿子”——当然，近年来由于网络的兴起，新一代自主性的加强，反抗之声已是此起彼伏。

通过控制发型体现权力，实现肉体和精神上的双层钳制，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最典型例子当属满清入关时的“留发不留头”。

满人入关后，推行剃发易服令。虽然此政策一度因为满人自身立足未稳、汉人强烈反对而被迫暂停，但当局势稳定后，满族统治者还是强势推行这一政策。此举引起了汉人的激烈反抗，甚至许多原本对改朝换代无动于衷的百姓也加入了抗争行列。因为在汉人看来，改朝换代日子照过，但汉族的发式衣冠被改，意味着华夏传统的沦丧，天下被胡虏所侵占。因此，尽管清廷不惜以“嘉定三屠”等屠城暴行恐吓民众，可反抗仍异常猛烈，尤其是人文传统深厚的江南地区，外表柔弱的知识分子积极组织民众抵抗，在乱世中一展风骨。但可惜的是，在暴力面前，一切已经无法逆转，三十多年后，汉服消失了，中国人穿上了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帽，脑后垂着一条无比屈辱的“猪尾巴”。

我一向认为，清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统治最为严苛、思想和言论钳制最烈的朝代，也是最为堕落的朝代。即使是某些奴性深重者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也有无数惨烈文字狱。没有文化、没有传统的满人，以最为野蛮粗暴的手段摧毁士人风骨，提倡奴性。科技发展几近停顿，国门就此封闭，终于酿成了晚清时的种种耻辱。

如果我说如今的许多中学校长和学生家长一脑子“留发不留头”的遗毒，他们必然会否认，认为我是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件事扯到一起。但从动机和行为而言，二者真的有本质区别吗？都是规定他人发型，而且只准服从，不准反对，如有不从，立刻来硬的，只不过清朝统治者以屠城杀人为手段，如今的校长只能拿起剪刀胡剪一通罢了——这无非也是权力大小的差异，满清统治者有武力为凭仗，权力大于个体生命，而校长的权力只限于校内，并受法律约束。

反抗者的诉求在本质上来说也一样。当年的明朝遗民之所以为了衣冠发式不惜付出生命，求的无非是尊严，而如今人们对“强行剪发”的抨击，很大程度上也集中于“学生尊严受到侵害”这一点。

仅以广西这位副校长的行为为例，他在校内公然剪去学生头发，甚至还通过校园广播“召唤”师生围观，这种野蛮举措与文革时搞批斗游街何异？这压根不是教育，而是对学生的极大羞辱，只会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尤其可笑的是，这位副校长表示学生中有不少留守儿童，缺乏管束，所以校方应当承担责任。但既然是留守儿童，原本就有与亲人见面少，心理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尤其是最易出现自我封闭，遭遇副校长的当众羞辱，恐怕只会让他们的心理出现更大问题。许多孩子误入歧途，起因就是逆反心理。从这一点来说，赞成“暴力剪发”的家长也无知到了极点，他们以为强行剪掉孩子头发，就能让孩子专注学业，却不知道二者之间压根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孩子的逆反心理也许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副校长的振振有词，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和控制欲作祟。在他看来，学生的人格和尊严都敌不过学校规定，因此他可以随意对学生进行侵犯，剥夺其个人权利。当被剪去头发的学生顶着一头不成型、如鸟窝般的乱发穿街过巷，被迫去理发店重新剪发时，他们的内心恐怕只有愤怒。甚至可以说，他们一辈子都会记得：在他们最注重个人形象的青春期，曾经被粗暴地剪了几下头发，只能顶着一头乱发，去面对老师同学和街上行人的目光与嘲笑。

即使没有被强行暴力剪发，而是选择乖乖听话，也不等于就保住了尊严。比如男生留板寸，因为每个人头型不同，未必都适合这种发型，若是恰好不适合，日后回望这段青春期，恐怕也会颇多遗憾。至于更早熟也更注重形象的女生，清一色的冬菇头，不但扼杀个性，也未必会美。

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任何专制行为其实都是自身无能的一种体现，意味着无法以理性方式解决问题。校方的凡事一刀切，不但扼杀学生个性，也是不折不扣的懒政，是意图通过简单的方式解决学生差异。如果这种一刀切又以粗暴的形式呈现，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你今天简单粗暴地对待孩子，孩子明天就会以简单粗暴来回应社会。

上，在城市规划上，在文化上，我们都太随意，再就是那种求新求大的恶劣风气，确实影响极坏。

　　很多名人故居已经面目全非。不过近年来不少城市将名人故居视为文化经济的一部分，进行了一定的保护，尽管出发点比较功利，但也有一些效果。比如天津五大道的小洋楼，遍布北洋名人的故居，如今都维护得极好，成为必去的景点。不过也因为“以用代保”的缘故，很多故居或作为民居使用，或租给商家，或给政府单位，内部很难跟旧时一样。不过我赞成“以用代保”，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合理也最流行的建筑保护办法。山东商报：您说，“建筑本就是盛满了历史的容器，这话我一直相信。”站在这些故居前，您通常的心情是怎样的？

　　叶克飞：建筑本就是盛满了历史的容器：我在青岛长大，它的老城区为德国人所建，都是一个个欧式庭院。我每天放学都会在一个个院子里爬墙爬树，捉虫打鸟，那是我最美好的记忆。长大之后，又开始喜欢建筑，尤其是西式建筑。同时，我又特别喜欢民国史，而民国史的很大一部分发生在租界，比如上海的十里洋场，历史和西式建筑就这样被我联系在了一起。后来我开始四处寻找名人故居和一些曾经发生过历史事件的建筑，探寻建筑背后的故事，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我觉得，建筑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外观，也在于背后的历史和故事，不管是沧桑悲凉，还是美丽动人。比如青岛，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曾是当时中国的人文重镇，梁实秋、沈从文、闻一多等都曾在此客居。如果我们熟悉这段历史的脉络，熟悉背后的种种故事，我们也许就会明白什么才是城市文化最重要的环节。比如青岛当时的名家云集，其背后是大学的独立精神，是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的兼容并包。这一切都可以观照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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