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宣布，扬州的“最大份炒饭”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无效，原因是有一部分炒饭遭不恰当处理，“违背了我司关于大型食品纪录中食品最终要供民众食用不得浪费的规定”。对于吉尼斯的这一决定，网友们纷纷叫好，并将这次扬州最大份炒饭活动的举办方划为“不作不会死”的典型。

我对吉尼斯一向不感冒，它虽以“挑战自我、超越极限”为目标，但求多求大求奇，常常使得迎合者刻意为之，导致浪费。这一点可并非“中国特色”，比如德国有人造过247号的巨鞋，长1.65米，当然，这个1998年创下的纪录于2001年被中国人以2.4米长的巨鞋打破。谁都知道，这两只鞋除了破纪录，没有其他用处。食物领域似乎“实用”一点，英国厨师做过10吨的咖喱饭，黎巴嫩诞生过长达720米、可供10000多人食用的巨型三明治，它们都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想必没有浪费。

不过，尽管刻意追求吉尼斯并非“中国特色”，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以“求大”方式创纪录，似乎是中国人更偏爱的方式。上万人同时洗脚、打麻将都曾作为申报项目，食物方面的更为常见，北京有过一个长30米、宽6米的“世界第一蛋糕”，南宁做过一个长达201米的“世界卷粉王”，深圳曾有过13000人同吃盆菜。至于制造浪费，扬州也不是第一例，沈阳曾有过一只重达4吨的大元宵，露天制作了15天，但人们压根找不到一个大锅来煮熟它，只能丢弃。沈阳还有过“我国首次整体按照皇家礼仪展演满汉全席”，共展出196道菜，可惜参观者仅二三百人，与工作人员和现场演出人员人数基本相当，两天后，这些菜全被倒掉。成都一次糖果展搞过274平方米的“糖果地毯”，结果受潮全部变作垃圾。

之所以有此偏好，一方面与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以大为美”倾向有关，人们一直对“大”抱有好感，甚至将之与面子扯到一起，比如国人买车喜欢追求空间，轴距越长越好卖，便是一例。另一方面，也因为公权力习惯好大喜功的“政绩观”，并将此观念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

在“扬州最大份炒饭”一事中，官方已经撇清了自己的关系，扬州市旅游局称活动采用市场化方式运作，言下之意即此事并未动用财政资金。但这种说法似乎有些无力，据资料显示，互动主办方是所谓的“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扬州市旅游局、扬州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扬州市烹饪协会等都是协办单位。或许旅游局等只是挂名，具体事务和开支都由企业承担，但政府机关的介入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期待”。以我们的惯性理解，如果没有这场浪费风波，申请又能够成功，当地政府自然乐见其成，并引为政绩。

这种扭曲的政绩观，对“刷数据”的无比热衷，都不仅仅体现于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追逐，城市建设更是重灾区。

我所居住的南粤小城，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获颁“联合国人居奖”，时至今日，它仍是中国最宜居的城市之一，藏富于民，兼具宁静与繁华。但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起这样的观点：这个城市高楼太少，道路太窄，不够气派。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总觉得所谓气派不但土，而且毫无特色，远不如旧城里的南洋骑楼那般具有美感。何况，一个能够藏富于民、让人安居的城市，又何必追求所谓的气派？

同样可堪对比的是我幼时所居的青岛。上世纪80年代的青岛，老城区遍布欧式庭院，道路高低错落，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宛若欧洲小镇。后来，城市中心东移，每次回青岛，都有人向我隆重推荐新区，当年的田野与荒地，如今都是高楼大厦，坐拥一线海景。“像不像香港？”这是最常见的问题，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总觉得，这样的高楼大厦到处都有，那个仿若欧洲小镇的青岛才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我也知道，像我这样想的人不多，但凡有海，或是一河两岸，高楼大厦、玻璃幕墙加霓虹灯，几乎就是标配，青岛、大连、重庆……莫不如是。我觉得那是土鳖，可许多人甘之如饴，自豪无比。当下的城市主政者们，多半都以大为美，因为那关乎脸面，也关乎政绩。而且，以大为美在他们的审美观里也多半根深蒂固。这二十年来的城市主政者，多半出自40后和50后，近年来60后渐多。他们在改革开放前成长，历经各种政治运动，习惯于宏大叙事和建设，习惯了“形势一片大好”和“大跃进”，习惯了开大会，习惯于不破不立的斗争思维，故而喜欢大拆大建，喜欢追求“大”，那些高楼大厦、大广场、占地夸张的政府大楼，都是这种思维下的产物。他们津津乐道于城市的气派，但丝毫不顾那是否宜居。

1961年，简·雅各布斯写下了著名的《美国伟大城市的死与生》，在其看来，一个好的城市应具备四个要点：用途混杂，街区小路网密，不同年龄建筑物并存，密度高。以这四个标准来衡量，几乎所有中国城市的新城区都是不合格的。

所谓用途混杂，是指将城市生活的各种需求有机结合，从而保证城市中每个区域都能够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具备足够人气。近代城市建设曾经走过相反的路，推崇功能性划分，这种划分最初只是针对影响人居的城市项目（比如将污染工业搬出市区），但后来却走火入魔，以至于机械划分住宅区、商业区和写字楼区，这就造成了部分区域会在特定时间里变成死城，也造成了生活不变和交通拥挤。因此，发达国家早已经抛弃了这种划分，选择混杂规划，但中国的城市建设者们却仍抱着已经过时的功能性划分不放，导致许多新城如死城。

街区小、路网密，则会使得道路使用率高，没有所谓的“沉闷地带”，商店存活率高，城市生活更加丰富。不同年龄的建筑并存，则有利于有价值建筑的保护，不至于因为城市建设而损害历史。但对于当下的中国城市当政者而言，这样做显然无助于政绩。相比之下，还是“以大为美”来得立竿见影。

但是，那些一到晚上就空无一人的CBD区，那些毫无遮挡、大到能让人夏天走到中暑的大广场，那些浪费无数能源的霓虹灯，真能代表一个城市的味道？真的适宜人类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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