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下，四渡赤水、智取贵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翻越大雪山，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川西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红军总兵力达十多万人，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条件。
会师后，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但是，当时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提出向川康方向发展的错误主张，对北上进行了种种无理阻挠，致使部队未能迅速北上。
由于张国焘的屡次阻挠，使红军先后在懋功、毛儿盖地区滞留一个多月，丧失了战机，遭到了敌之包围。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出敌不意，把原定北上路线改为穿过自然条件极为险恶的茫茫草地，向甘肃洮河以东前进。根据当时各部所处的位置，把两个方面军混合编组为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以争取时间。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毛儿盖出发，经草地出班佑，向巴西地区前进。朱德总司令、张国焘、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之九、三十一、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到班佑，向右路军靠拢。把四方面军指挥部改称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前指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不顾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坚决反对，擅自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中央一再去电催促向右路军靠拢，他却一意孤行，按兵不动。在巴西，陈昌浩和他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党中央驻地在距巴西十里远的牙弄，为了说服陈昌浩，争取张国焘，中央政治局于9月上旬又在巴西召开会议，连续电令张国焘立即行动，“不得违误”。这时，张国焘不但继续坚持其南下川康的错误主张，公然违抗中央的命令，而且竟阴谋以武力裹胁党中央和一、三军团折返草地，同他一起向川康逃跑。据当时担任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科付科长的吕黎平回忆说，一天午后，我去机要室看电报，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复电。电报主要内容是：目前北上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望劝毛、周、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上，则以武力解决之。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迅速而巧妙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叶剑英回到驻地后，沉着机智，不露声色。然后，他又向机要人员要了唯一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地图，利用夜深人静之机，带着警卫员、饲养员离开巴西，奔向党中央所在地牙弄，跟着党中央踏上了新的征途。中国有句古语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叶剑英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显示了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叶剑英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一点党中央领导同志和所有熟悉这段历史的干部，无不表示钦佩。毛泽东曾多次加以赞扬，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怀仁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毛泽东边说边摸脑袋），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毛泽东指着叶剑英又说，这件事可不简单罗，张国焘当时要是抓住你，脑袋就保不住了。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也提到：如果没有剑英同志，那个局势就坏了，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