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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神农氏时代对和谐文化的贡献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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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就提出“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思想，并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的“德治”、“仁政”、“宽政”等思想，更是延续数千年经久不衰，这些都成为当今治国理念——“以人为本”的思想理论来源。
“包容”是对各种文化思想的兼收并蓄，具体表现在对各种文化的兼容性上，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悠久绵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中包含了儒、墨、道、法、兵、名、阴阳等诸子百家的学术精华，吸收了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等不同区域的文化风格，形成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多个宗教文化长期共存的繁荣景象，而五十六个民族的和睦相处，更体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格。这些都充分说明：尽管中国古代在对外交往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仍然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各种文化的兼容、融合，正是这种“宽容”、“包容”，使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4、道德行为规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强调要以“诗”进行情感教育，以“礼”进行是非教育，以“乐”完善人的品性，使人们服从道德行为规范。炎帝神农氏时代，宗教性、政治性的“礼”与音乐舞蹈同时兴起，“礼乐”文化已具雏形。在此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传承中,通过封建君主的倡导、科举考试制度的推广以及文人、士大夫等贵族阶层的身体力行，“礼乐教化”成为道德行为规范培养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与西方文化注重理性的认知训练迥然有别,这正是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方面。
“诗”在孔子之时，是“贵族交往活动显示修养、身份和传达信息的精致委婉的文化形式”，一方面，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学诗，不学诗则无以开口，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就是对此而言；另一方面，学诗又不能止于学而知之，而是要学而能化、学而能用。因此，诗在当时已经成了礼仪文化共同体内的一种言说方式，或喜，或悲，或哀，或叹，全在于心情所至，兴趣所发。
“礼”是人类社会的衡、绳墨、规矩，是一些知识精英依据道德要求制订的准则，包括一整套规范社会人伦的礼法制度、礼义精神、礼仪行为。中国的礼仪从制度层面到人的修养的层面，都是非常系统地、非常深刻的体系。从制度层面看，在一个社会里，同事之间，家庭里面，国跟国要达到高度的和谐，必须通过“礼”这样的形式互相尊重，实现和谐。从个人修养看，“礼”主要是控制、规范、归化自己的行为，进而三思成行，退而择善有改，这样才是一个冷静、规范、理性的人。
“乐”（音“岳”）与“乐”（音“洛”）在古代是相通的，在众多古琴谱的序言中，开宗明义说琴是君子修养之具，原因是琴中所蕴涵的内质精神，是儒家诗书中蓄藏的养料，弹琴入静，气血平和，正心修身，琴道即在此中。“乐”蕴涵养、智慧于一体，一方面能统一人们的心理感情，使之和顺。另一方面可以渲泄、疏导、调整人们的情感，以消除内心的心惑智乱，使不良情绪趋于平和。
在现代社会里，借鉴“礼乐之教”就是要以和谐人的情性为目标，把“礼乐”从外在的规范约束演变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而为人情日用之常识，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熔为一体，真正做到性情“兴于诗”，思维“立于礼”，修养“成于乐”。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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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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