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文对冯文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项羽退却路线是东南方向，不会偏向西南而绕其路。呼文写道:“项羽自吴中起事，转战大江南北，身经七十余战，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对江淮之间的地理形势了如指掌，为尽快争取时间东渡，他不可能舍近求远绕道今定远西北六十余华里的阴陵城，然后再折向乌江东渡。”至于“大泽”，他认为:由青洛河再流经一段很长的路程一直西到炉桥北转成窑河汇入高塘湖方形成积水窪地。这里离阴陵城很远，也不能算作“阴陵大泽”。

呼文认为，“阴陵”应是阴陵山。《史记》中写山，将“山”字省却的例子很多(略)。至于“阴陵大泽”，《历阳典录·山川》有明确记载:“阴陵山，州北八十里(现制五十六华里)，旁有泽名红草湖，春夏之交，潦水涨发，弥漫无际，所谓阴陵大泽者也。”红草湖即今和县绰庙境内离乌江很近之裕民圩。说阴陵山是项羽迷道处，还可以从众多史籍中得到印证。宋《读史方舆纪要》云:“阴陵山，在全椒东南二十五里，项羽东渡乌江，道经此山……项羽迷道陷大泽处也。”《纲鉴易知录》卷十亦云:“阴陵山，在今安徽和县北，接江苏江浦县界”。江浦与乌江一桥之隔，可见阴陵山与乌江相距甚近。此外，古代诗文亦可作为佐证:唐代诗人刘禹锡被贬为和州(南梁、北齐在历阳议和后，改历阳为和州)刺史，在其《历阳书事七十四韵》里，就有“一夕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道处，亚父所封城”这样的诗句。收入《全唐诗》中的张祜一首《过阴陵山》，亦有“壮士凄惶到山下，行人惆怅到山头；生前此路已迷失，寂寞孤魂何处游”的喟叹。这里明确项羽是过阴陵山，而不是过阴陵城。
项羽“身死东城”之东城位于何地

争议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于项羽“身死东城”之东城，是在今定远东城，还是在东城乌江？

计正山先生依据《史记》、《汉书》中的《灌婴传》，认为项羽并非在乌江“自刎而死”，而是在定远东城就被“搏杀而死”。东城即定远东南五十华里、项羽葬虞姬首级处。冯文指出，只有在项羽被杀、汉军“尽得其军将吏”之后，才是“下东城、历阳”(《史记·灌婴列传》)，如果项羽不灭，则东城还不能“下”，接着是下历阳。历阳离定远东城二百四十华里，要走这么多路才能到达历阳(乌江所在地)。由此可见，项羽不可能在“自度不得脱”、“今日固决死”的险恶情况下，步行二百余华里，由定远东城来到乌江“自刎而死”。而娄文则认为此一说不能成立，“项羽从阴陵至东城，也绝不是进驻和坚守东城，而是沿着东城县的道路，拼命向东边的乌江方向奔逃。其中，不存在二百四十华里远的‘无能为力’。双方就是这样逃着杀、追着杀。这一点，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已经写得很清楚……”

呼安泰先生也不认同冯文和计文的这种推测，他首先历述了东城县的历史沿革。呼文写道:“两汉时期的东城县，是江淮之间的一个辖境广阔的大县。从今定远东南境的池河上中游地区，越过江淮分水岭，包括今滁县西南境、肥东东境、全椒西南境，直到今和县乌江的沿江一带。三国时，江淮战事频仍，‘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大都‘虚其地，无复民户’。直到‘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县界置乌江县’(见《太平寰宇记》)。由于长期争夺、战乱，郡县侨置变易繁杂，社会紊乱严重，为顺应这种形势，东晋于历阳置郡，梁时改为和州，乌江方为其属县。到梁武帝时，才以江淮分水岭北侧原东城县之部分地区及秦置阴陵县之南部地区初置定远县。明确了这些，细心查阅、分析一下有关史籍的记载，便能对项羽‘身死东城’之东城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为此，呼文举出了一些史籍记载，以证实项羽死于东城乌江。据《太平寰宇记》载:“乌江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长檥舟待羽处也。”唐朝宰相李吉甫在其《元和郡县图志》中也持如是说。宋元之际史学家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载:“乌江本乌江亭，汉东城县”。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在《和州志补沿革》末篇中说得很明确:“秦为九江郡之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晋太康元年属淮郡，其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如故。”明代《和州志·城域》篇中记载更直截了当:“东城即乌江城，项羽败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即此”。这在古代诗文中也同样能找到旁证。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在《汤泉赋》中开头就写道:“大江之滨，东城之野，有泉出焉。”这里说的汤泉即今与和县乌江毗连的江浦汤泉。曾任和州巡检之宋代诗人贺铸，在《迁家历阳江行夜泊》诗中写道:“黄泥潭口杈征蓬，回首东城只眼中”。“黄泥潭口”即今离乌江很近的石跋河的一叉江口。东城即乌江，句意十分明白。北宋姑熟(今安徽当涂)进士郭祥正《姑熟乘月泛鱼艇至东城访耿天骘》的诗句，也印证东城即乌江，“姑熟皇东城，长江八十里。”按《康熙字典》注:“皇为往返也。”当涂至乌江来回水程正好八十华里。再早如家住乌江之唐代著名诗人张藉，在《闲居》诗中云:“东城南陌尘，紫幌与朱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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