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固有模式相一致,在这个前提下,也使项羽愿意保持与刘邦的战友情谊。
   尽管项羽据情据理已决定不杀刘邦,但他对刘邦的怨气还是有的。其根源在于刘邦抢得了灭秦的头功,即使刘邦拱让出关中的主宰权,这种怨气仍然存在。日后项羽废止了楚怀王心的主约权,其底蕴即为怀王的战略部署使项羽后天下约。[21]这种局面的产生,项羽自己或许应负一定责任。秦军投降时,刘邦尚未攻入旧秦,若项羽毫不懈怠,未必会落到刘邦后面破秦。更有甚者,从项羽取得军事优势到秦军归降,时间长达半年之久。[22]如果项羽加紧进军,恐怕更要先于刘邦灭秦。但项羽没有自责之心,即便有懊悔之情,也转化为迁怒于人。当然,到刘邦屈服之后,项羽的怨气表现得有所克制。而鸿门宴上,项羽对范增做出的杀刘邦的暗示默然不应,而对项庄别有用心的舞剑也听之任之,这些都可视作为项羽既如愿以偿又怨气逼人的矛盾心态的具体表现。由于项羽当时已无诛刘邦之心,所以他才能容忍樊哙的无礼冲撞。综合项羽的言行变化,是否可以这样说,刘邦在鸿门宴上的处境只是有惊无险。后人将此结局归咎于项羽的沽名钓誉或许还有几分道理,但指责项羽错过了解决日后政敌的良机则是误会了历史。若项羽有心杀刘邦,鸿门宴并非唯一的机会。准确地说,从鸿门宴起到分封后诸侯归封,其间长达4一5月之久,[23]关中之地始终受项羽控制,他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除掉刘邦。因此,在鸿门宴上,项羽失去的不是诛刘良机,而是失去了诛刘之心。总括起来,刘、项二人在鸿门宴上各得其所:项羽如愿以偿,刘邦得到不再绝望的处境。只是刘邦吃亏了一点。
   至于沽名钓誉一说,也不能极尽项羽的当时心态,项羽灭秦宗室殆尽,烧秦宫,废怀王之约,甩开怀王自行分封,皆率性而为,又何曾见其作声名之想。其行事如此,是否会在刘邦问题上以声名为虑,值得怀疑。依笔者之见,项羽对刘邦始终存有戒心,之所以不将其除去,不外三种因素在起作用。第一,刘项原本相得,且有兄弟之约。第二,项伯为刘邦说情,项羽总得给这个面子。第三(也许最为重要),项羽自以为已有消除刘邦这个隐患的万全之策——他想通过分封来规划刘邦的未来。早在接受章邯投降时,项羽就封章邯为雍王。雍即秦之代称。项羽此举似乎已在防范可能有人要在他之前入关灭秦。分封时,项羽仍保留章邯的雍王称号,并将旧秦一分为三,分给秦国三降将,以示自己无染指关中之心。这种做法有前例可循:周武王灭殷,即将旧殷之地仍封给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以期以旧人治旧地,起安抚之功。项羽以“巴蜀亦关中地”[24]封刘邦为汉王。此举即虚遵了怀王之约,也照顾到战功及兄弟之约,又将刘邦遣至偏远不致为害,可谓一举三得。
项羽的这一举措可以称得起“用心良苦”,且十分恶毒。巴蜀乃旧秦流放犯人及其亲属之地,其开化程度较低,自古以来其被视为化外之地,而为包括楚人在内的中原各国所蔑视。刘邦部之中坚均为楚人,让其入居巴蜀,不仅习俗上不适应,心理上也必拒斥之。项羽有言:“富贵不归故乡,如绣衣夜行,谁知之者。”[25]此话虽非定是项羽的肺腑之言,但也是人之常情,刘邦部众为灭秦而出生入死,胜利后却领受了去偏远之邦的官爵,显然会人心不安。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刘邦归封的路上,就发生了部将大批逃亡现象。此情况的出现或为项羽事先已能料定,而这又促使刘邦提早发难,则为项羽始料未及。在封锁刘邦可能的东归之路方面,项羽除安排秦三降将王关中之外,又在汉中以东依次封亲楚的赵将申阳为河南王、楚相共敖为临江王、楚将吴芮为衡山王、楚将黥布为九江王,自西向东对刘邦层层设防。此防线最终没有起到拦截作用,则非其所能逆料。
 
总而言之,在鸿门宴这一回合交锋中,项羽并非像世人心目中那样是个中了刘邦缓兵之计的行为幼稚的莽汉。在如何处置刘邦及如何处理未来局面方面,项羽所作所为也都是竭尽心力了。在处理与刘邦关系问题上,其心思之周密,似与刘邦在伯仲之间,丝毫不比刘邦高尚或光明磊落。但不论刘项如何勾心斗角,都无法抹杀两者间曾有过的亲密关系。即便到了双方在战场上你死我活之际,这种关系仍在左右双方的行为,以至于双方尽可能不做得太绝。最终,取得胜利的刘邦在安葬了项羽之后,居然还为之举哀,洒泪而去,[26]足见两人的早先交情绝非泛泛。那么,在极端复杂的局势面前,项羽不杀刘邦是否应认作为失策,其答案当不难发见。以上识论当否,还望有识予以指正。
 
附注
[1][5][7][8][11][12][13][14][15][16][17][18][20][21][24][25][26] 参见(《项羽本纪》。
[2]参见《季布栾列传》。
[3][4][6][9]参见《高祖本纪》。
[10]参见《留侯世家》。
[19]参见《樊郦滕灌列传》。
[22] [23]参见《秦楚之际月表》。
 
旧题《刘项关系与〈鸿门宴〉结局识论》(载《淮海文汇》1997年4期。
 
附        秦楚之际称臣考
 
   对于《鸿门宴》刘邦对项羽称臣一事,今人常常会误解为刘邦在项羽面前行君臣之礼,实属时代语言隔阂造成的误会。《史记会注考证》引顾炎武的说法颇能纠正这种认识,顾氏说:"汉初人对人多称臣,乃战国之余习。《史记.高祖纪》吕公曰,臣少好相人。……天下已定,则稍在差等,而臣之称惟施之诸侯王。故韩信过樊将军哙,哙趋拜送迎,曰,大王乃肯临臣。至文景以后,则此风渐衰。"的确,在秦楚之际称臣之事多见,即以《史记》中的各类非专对帝王称臣的记载,还能找出一些,就很能证明顾氏所言不差。如赵高对李斯称臣(《李斯列传》);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时自称臣,说武臣时又自称臣(《张耳陈余列传》);陈余与张耳辩难时亦自称臣,客说张耳夺陈余军权亦自称臣(《张耳陈余列传》);彭越起事前,对泽间少年亦自称臣(《魏豹彭越列传》);宋义对项梁称臣,对高陵君显又自称臣(《项羽本纪》;鸿门宴时张良对刘邦、项伯俱称臣,樊哙对张良亦称臣(《项羽本纪》);随何说黥布前,对淮南之太宰亦自称臣(《黥布列传》);韩信破赵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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