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我曾对二里头遗址的四期文化遗存作过分析，指出它的第一、二期遗存与第三、四期遗存的内涵并不一致。在第三期遗存中，“不仅包含了第一、二期中常见的那组陶器，还出现了以鬲、斝、卷沿圜底盆、大口尊等一组新的陶器。郑州商代中期遗址发掘的成果证明，这后一组陶器是二里冈期商代文化中富有特征的器物。因此，它的出现，表明第三期遗存中包含了两种文化因素”。“它们不仅同时并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后一种文化因素还表现出替代和融合前者的趋势”。基于考古学界以最晚的遗存进行断代的原则，笔者将第三、四期遗存判定为早商文化【注2】。至于探索中的夏文化，我推断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期文化可能是夏代晚期遗存。

这一看法得到许多同仁的认同，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他认为：“要在考古学上区分夏年与商年，最关健的问题是要确定成汤都亳的地望所在。如果能找到成汤的亳都，则可利用地层的原则和考古学分期的方法确定夏年了”【注3】。于是，他看上了郑州市内东周文化层中出土的“亳”、“亳丘”等陶文，说：“‘亳丘’应该就是‘亳墟’。如同‘殷墟’曾是殷都一样，‘亳墟’很可能就是因为郑州商城本是商的亳都而得名的”。这样，作者凭借“很可能”的猜测，把郑州商城与商汤的亳都挂在一起。有了这一解释，他迂回地用它“证明在东周时期郑州商城名亳”。

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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