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吴英之所以能持续借到巨额资金，缘于其支付的利息高昂且早期能按时支付利息。

　　2008年4月16日庭审时，吴英承认，她向林卫平等人所借资金年回报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达到100%，到后期资金链出现问题时甚至出现“3个月回报期”—即三个月的利息达100%。即使不算利滚利，年息也在400%以上。

　　事实上，到2006年10月底，即吴英开始为媒体关注时，本色集团的资金链已经接近断裂。12月底，一起“绑架案”的发生，更令其雪上加霜。

　　据吴英向公安机关报案， 2008年12月21日至28日，因债务纠纷，她被义乌市的杨志昂、杨卫陵的杨氏家族成员软禁。吴英及其家属称之为“绑架”。

　　“绑架期间，先后到过杭州、温洲、安徽马鞍山、江苏镇江，对我进行搜身、猥亵，扬言要将我杀死抛入江中，并强迫我签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将我携带的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银行卡数张(强迫告诉密码)洗劫一空。12月27日他们派人到东阳将我上亿元的珠宝拿走，又在同日将我公司的14处房产的全部证件、29辆汽车的全套文件及有关财务凭证全部拿走……”吴英说。

　　吴英报案后，当地公安一直没有立案，两天后，本色集团收到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信封。

　　量刑争议

　　按照吴英家属的说法，吴英想过被债权人绑架，但从未想过被公安拘留。2月9日，即吴英被刑拘2天后，吴英家人在北京和东阳同时向警方报案。

　　时代周报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显示，2007年2月9日，在吴英不知下落的情况下，吴英父亲吴永正、丈夫周红波、本色集团常务副总蒋辛幸等人，同债权人林卫平、骆华梅、徐玉兰等人一起在本色概念酒店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各方达成共识：在吴英出现之前，本色集团授权由林卫平管理。林卫平等人还提出以借贷资金入股，但入股一事因股份比例未谈拢告吹。

　　林卫平是义乌有名的资金掮客，一人就向吴英放贷4.7亿元，超过吴英借贷资金的一半，案发时吴英尚欠林卫平借款3.2亿元。而法院认定吴英最终“集资诈骗”的金额，不过3.8亿元。

　　让与会各方没有想到的是，林卫平、骆华梅两人开完会刚走出本色酒店，即被东阳警方刑事拘留。次日，本色集团被查封，来自义乌的掮客杨卫陵、杨志昂被拘留。此后，徐玉兰、杨军、杨卫江3人亦先后被刑事拘留。3月16日，吴英、林卫平等8人同时被批准逮捕。吴英案就此尘埃初定。

　　今年1月22日，东阳市人民法院对涉及吴英案的林卫平等7名被告人进行一审宣判，7人均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定罪处罚，刑期从18个月至6年不等。其中林卫平向71人和1个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6515万元，除吴英外在义乌还有其他上线，借贷总额甚至超过吴英，然而只获刑6年。

　　与林卫平等人的宣判较为平静不同，吴英案的审理，颇费波折。

　　在今年4月16日吴英案开庭前，东阳市人民检察院和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先后于2008年2月和10月各起草了一份起诉书。

　　在第一份起诉书中，吴英的罪名是合同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两项，且两个罪名的主体都是本色集团，吴英作为本色集团的法定代表人被列为被告。而在第二份起诉书中，罪名和主体都发生了变化，起诉罪名为集资诈骗，吴英作为个人被列为被告。

　　在东阳市检察院起诉阶段，吴英与林卫平等8人一起被起诉，但由于量刑规格发生变化，吴英被独立出来，其一审地点由东阳市人民法院更换为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方也由东阳市检察院变更为金华市检察院。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在刑法上区别很大，前者最高量刑是10年，后者最高量刑是死刑。”在今年4月一审开庭时，吴英辩护律师杨照东和张雁峰给吴英做无罪辩护，控辩双方围绕吴英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该案属于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吴英的罪名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3个焦点，展开激烈交锋。

　　“据我们了解，吴英借来的钱只是朋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要非法占有的想法，而且全部都用于公司经营上了，并承诺归还。所以我们认为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只能算民事纠纷。”杨照东说。

　　但在一审宣判时，辩护律师有关上述3个方面的辩护，未被法院采纳。

　　吴英成名、被绑架和被刑拘后，吴英及其家人曾先后聘请过3任律师。杨照东和张雁峰所在的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在业内颇有名气，杨照东目前还是黄光裕的代理律师。此次宣判，杨照东因另有安排没有到庭。

　　但对吴英最为不利的，是此前浙江丽水集资案主角杜益敏案的宣判。同样以“集资诈骗罪”入罪的杜益敏经最高法院复核，最终被执行死刑。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吴英案的开庭宣判是2009年12月18日，但判决书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29日。这意味着，早在宣判前40天，吴英的死刑判决已经认定。

　　民间借贷困局

　　吴英一审被判死刑后，民间对吴英是否罪该至死议论纷纷，即使在金华市中院内部，亦有不同声音。尤其在网络上，同情吴英、认为其罪不当死的观点，占据一边倒的位置。

　　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围绕吴英是否应被处极刑的激烈争议，事实上是对于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的长期争议。

　　在民间资本充裕的浙江，因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加上民间资本天然的逐利性，民间借贷一直盛行，尤其在温州、金华等地。

　　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浙江省共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近200起，集资诈骗案件40多起，同比大幅上升。其中1亿元以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17起，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集中爆发，涉案金额近百亿。而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通常很难界定，罪与非罪，泾渭并不分明。

　　2008年12月2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曾联合下发一个主题为“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明确指出，“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杜益敏、吴英等诸多人物的出现，是在现有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发生之制度性悲剧。一个很可能的情况是，再过若干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杜益敏和吴英们的行为应是符合商业规律和合法的。

　　在12月22日发表的《非法的吴英与“合法”的贪腐》一文中，吴晓波得出一个结论，当代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推进的，因此具备了非法的天然特征;而众多高级别的贪腐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在表象上看往往是合法的。

　　吴英的罪与罚，死与非死，显然不仅仅是吴英一个人的事。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