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新政”

　　王莽的篡汉虽然取得了成功，但由于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改制措施绝大部分遭到了失败，他所建立的新朝也就只能成为一个短命王朝。尽管他建立的是一个国号叫做“新”的王朝，但他打出来改制的却是复古的旗号。他以《周礼》为蓝本，把所有的改制措施都涂上一层古色古香的油彩。公元９年，王莽颁布了王田奴婢政策：“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汉书·王莽传》，下引不再注）。即将土地的所有权归为国有，禁止买卖；并且还规定：男丁不满八人，而所占土地超过九百亩（一井）的要退出超额部分，分给同族、邻里、乡党；无田农民按一夫一妇百亩受田。这个政策表明王莽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清醒认识。但由于其基点是变地主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违背了土地运动的客观规律，政策本身又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失败是必然的。这个政策是向大土地所有者妥协的产物，它允许丁男一人可以保有九百亩土地，使分家析产成为大土地所有者大量保留土地的办法。但由于它毕竟有九百亩的限额规定，当然也就使大土地所有者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从而引起他们的激烈反抗。更重要的是，它无法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因为即使将全国土地按民户均分，每户亦仅得六十多亩。考虑到地主多占土地和宽乡、狭乡等情况，实际能分到无地或少地农民名下的土地实在是寥寥无几。显然，王田政策开给广大农民的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在王田政策推行过程中，各级官吏更是上下其手，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结果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的悲惨局面，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混乱。王莽奴婢政策的实质也只是冻结现状，丝毫没有改善他们的处境。由于王田、奴婢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豪强地主的利益，又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再加上制度严酷，必然会引起各个阶级的反对。王莽在这个政策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只得于１２年（始建国四年）下诏废止。
　　公元１０年，王莽开始推行对工商经济活动的管制措施，后来发展为五均六筦政策。五均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市设五均司市师，负责评定物价、收购滞销物资、经管赊贷等经济活动。六筦指盐、铁、酒由政府专卖；铜冶钱布由国家铸造；名山大泽由国家管理；五均、赊贷由政府办理。这些政策的出发点虽是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但因为执行政策的官员大都是原来的大工商主，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与郡县官吏狼狈为奸，把这一政策变成了巧取豪夺的工具。由于它给王莽搜刮了大量的财富，尽管遇到了强烈的反对，王莽还是坚持执行下去，直到垮台的前一年才宣布废除。
　　从公元７年（居摄二年）到２３年（地皇四年），王莽四次下诏改革币制，五次下诏重申币制改革的命令和禁止民间私铸货币的严酷刑罚。每次改革，都是以小易大，以轻易重，运用政治权力加强对人民的掠夺。如第一次币制改革时，以新铸的重十二铢的大泉兑换五十枚五铢钱，就是相差二十多倍的不等价交换。又加上改革频繁、手续烦琐、币材太滥、品类复杂，币制改革引起了社会生活的极度混乱。为了保证币制改革的进行，王莽使用严刑峻法对付触犯禁令的人。“民犯盗铸，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锺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十六七”。由于触犯法禁者太多，于是出现了“徒隶殷积，数十万人，工匠饥死，长安皆臭”（《后汉书·隗嚣传》）的惨状。因为王莽的币制改革从根本上违背了货币运动的客观规律，所以其失败也是必然的。正如彭信威指出的：“中国历代币制的失败，多有别的原因，而不是制度本身的缺点。只有王莽的宝货制的失败完全是制度的失败。”（《中国货币史》第７３页）
　　王莽为了使自己的新朝在一切方面都要有个新的样子，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从公元１２年开始，还进行了定爵位、改官制，以及其他制礼作乐的改制活动。这类措施，有的徒增烦扰，毫无用处；有的提供机会，为官吏贪赃枉法大开绿灯；有的在统治集团内部制造矛盾，加速了王莽政权的分崩离析。
　　如果说，王莽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显示了他的复古癖，那末，其民族政策则表现了他大汉族主义的自大狂思想。公元９年他登上帝位以后，立即派出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分赴匈奴、西域和周边其他少数民族，更换汉朝授予这些少数民族首领的印信，将其“王”的称号一律改为“侯”。这些强加于少数民族的污辱政策，破坏了西汉中期以来汉与匈奴、西域等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制造了连年不断的边陲战争，给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了对匈奴作战，王莽于公元１０年从全国征调三十万部队出征。公元１９年，再次招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上前线，又下诏取天下吏民财产的三十分之一作为军赋，对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劫掠。这些祸国殃民、破坏民族友好关系的不义战争，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成为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危机四起“新政”破产

　　从王莽开始篡政起，拥刘派地主分子的反莽起事和零星的农民起义即接二连三地爆发。公元１７年吕母起义之后，以农民为主体的反莽斗争进入高潮，形成了南方绿林、东方赤眉、北方铜马为代表的三支起义大军。他们互为特角，纵横驰骋，从四面八方向王莽政权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为了对付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的浪潮，王莽除了督兵镇压、厉行屠杀政策之外，还玩弄了一系列可悲又可笑的骗术。他一会儿铸造象征权力的威斗，一会儿颁布三万六千年历纪的新历法，一会儿建造供奉祖宗神灵的九庙，一忽儿试验“登仙术”，最后在起义军兵临城下的危机关头，又搞了一幕君臣对天号啕大哭的闹剧。在全部改制的过程中，王莽有时清醒，有时糊涂，而贯串始终的则是空前绝后的荒唐。公元２３年６月，绿林军在昆阳（今河南叶县）城下，以少胜多，打垮了王莽四十万主力大军，使其受到致命的一击。在农民军的打击下，王莽统治集团内部众叛亲离，分崩瓦解。公元１８年，他杀死离叛的孙子王宗，２１年，杀死离叛的儿子王临。昆阳之战以后，他最信任的爪牙刘歆、王涉和董忠也企图发动政变。一些地方大员，如陇西隗嚣、淮阳刘永、巴蜀公孙述、淮南李宪、楚地秦丰、琅邪张步、东海董宪、汉中延岑、夷陵田戎等，都宣布脱离王莽，拥兵自立。公元２３年９月，绿林军打进关中。十月一日攻破长安。十月三日，彻底粉碎王莽党徒在渐台的顽抗。商人杜吴将藏身于渐台一所小房子里的王莽杀死。校尉公宾就顺势取下王莽的头颅。其尸体被拥来的义军战士砍斫净尽。不久，王莽的头被传之宛市（今河南南阳），并悬于该市城门之上，又被四乡百姓取下踢来掷去，还有人把王莽那善于骗人的舌头切下来生吃了。王莽激怒了人民，也受到了人民最严厉的惩罚。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王莽新政的评价还存在较大的分歧。我认为，不管王莽改制中的某些条款看起来有多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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