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记载，见于《山海经?大荒东经》： “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托应是托身、寄居的意思；有易是商代北方的一个部落，大约在今河北易县；河伯大概是一个部落酋长；仆同服，服牛即驾牛。《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引《竹书纪年》还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
虽说相土造马车，王亥造牛车，仅仅是传说，但把《尚书》所说的“肇牵牛远服贾”同《山海经》所说的“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联系起来看，二者密切相关，说的应是同一件事。所以范文澜先生得出了“王亥驾牛车，用帛和 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的结论。 有易国君之所以杀死王亥，据说是因为王亥同绵臣之妻有染，绵臣恼羞成怒而杀之。 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和王亥在有易殉难是中国文献资料中最早记载的商业行为和贸易事件，王亥又是当时商国的国君，所以说王亥是商业贸易的始祖是言之有据的。
三、王亥经商的历史背景
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王亥是当时商族经商的领军人物。
夏朝的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也就是财产私有制破坏了公社制度，中国也就由原始社会过渡为奴隶社会。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逐步确立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汤灭夏之前，商已是一个兴旺的小国，随着商业的进展，交易的货物必需增加其数量，夏后氏早已利用奴隶，商应有更多的奴隶从事生产。商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夏朝进步，因此造成代替夏朝兴起的形势。”
见于甲骨文的农产品，有禾、黍、粟、麦、稷等字，还有米字；副业有桑、麻。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甲骨文中有“仓”、“廪”等字。可见商代的农业已是相当发达。先商的农田水利也有了一定水平。在古代东方，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水利工程是全社会的公共工程。夏朝曾命契的五世孙冥为水官，负责农田水利。《国语?鲁语》说“冥勤其官而水死，”就是说他死于治河工程之中。
商人素有从事畜牧业的传统，并以此而著称。商先公时期的八次大迁徙，大概与适应畜牧业发展需要有关系。由于畜牧业的发展和频繁迁徙的需要，商族人掌握了役使畜力的方法。 相土时已学会“乘马”，到王亥时又掌握了“服牛”的技术。《管子．轻重篇》所说的“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就是对此的最好说明。随着农业的发展，畜牧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俱全，而且数量也是十分惊人的。除了食用之外，还被大量地用于祭祀。王亥去世后，他的子孙祭祀他用牛就多达300头。
青铜冶铸业是商代手工业中最重要、也是最先进的部门。数量众多的青铜器的发现，表明商代的青铜冶铸业已具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在郑州商城的城南和城北，各发现了一处早商的青铜冶铸作坊。城南的一处，总面积约275平方米。在这些遗址中分别发现了坩埚骸、红烧土、炼渣、木炭和陶范等遗物。青铜冶炼工艺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通过对部分青铜器进行合金成分的检查，发现商代前期铜器平均含铜80．83％，锡5％铅11．09%。
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就促使商品交换应运而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的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境界上，在它与其它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这里开始了物物交换，从此深入到公社的内部，对它起着破坏作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时商族的交换关系也不是在它内部出现的，而是与其它氏族的交换。于是王亥赶着牛群，到河北的有易部落进行贸易。有易氏首领绵臣杀死王亥，抢走了他的牛群。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决心替父报仇，借来河伯的武装，打败有易氏，杀死了绵臣。这个故事表明，氏族部落之间的交换，是由氏族部落首领为代表进行的。由此也说明，说王亥是商业贸易的始祖是合情合理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商业贸易发端于王亥时期，且王亥是商族人经商的领军人物，所以说王亥是中国商业贸易的始祖是顺理成章、当之无愧的。王亥及其祖先长期居住在商丘，因此说商丘是商业的发源地也是当仁不让、毫无疑义的，虽然王亥“出师未捷身先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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