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岳
　　
　　郑州商城自1955年发现至今已50多年了。经过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证明，郑州商城建筑规模之宏大、规划布局之严整、文化内涵之丰富，堪称同时期世界文明都城之最。诚如李民先生所说：“郑州商城不仅在郑州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即使在中国古代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李民：《略论郑州商代前期都城的历史地位》，《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关于郑州商城的年代、性质等问题，在学术界已讨论了几十年，现在虽然仍有不同意见，但郑州商城在商王朝灭夏前后即已开始营建及郑州商城为商汤亳都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也认为郑州商城为“汤所居之亳”的意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那么，以商汤为首的商王朝统治集团为什么选择在郑州筑城建都呢？笔者认为可能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

　　第一，是伐桀灭夏斗争的需要。

　　夏代后期，夏王朝已逐渐衰弱。到夏桀时，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夏王朝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而这时东方的商族则日益富强起来，至汤继位掌管国事时，更是修德宽民，励精图治，使商逐渐成为一个势力强大、几乎可与夏王朝相匹敌的诸侯国。夏桀封之为东方诸侯之长，号称“为夏方伯，得专征伐”（《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语）。
　　
　　据相关史料研究，商汤为取得伐桀灭夏战争的胜利，从多方面精心准备了18年之久。他一方面选贤任能，和睦邦交，广施仁德，轻刑薄敛，努力营造“诸侯与之，贤士归之”（《墨子·非命篇》）、“百姓亲附，政令流行”（《淮南子·修务训》）的清明政治局面，另一方面，由原来在夏人、夷人势力范围交界地带发展，逐步进展为向夏王朝腹心地带发展。《孟子·滕文公下》云：“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汤先灭了葛（今河南宁陵县北），随后又逐个灭掉了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河南范县东南）、昆吾（今河南许昌）等依附于夏的诸侯国，用战争手段剪除了夏王朝的羽翼，一步步接近了夏王朝的腹心地带，使兖、豫大平原尽为商所有，进一步扩大了商族的势力。

　　据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分析，很可能就是从这时起，商人开始了“郑亳”城的营造，并以此为军事基地，进行最后伐桀灭夏的战争准备。杜金鹏先生就曾在《偃师商城初探·五》中说过：“商族对于郑州地区的经营，可能始于先商时期”，“商汤在灭夏之前可能即在今郑州一带建立据点，营造了灭夏根据地。”李伯谦先生结合郑州商城宫殿区发现的一批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编号为W22的夯土墙、编号为97C8ⅡT166M6铜器墓等考古发现的研究，更加明确地指出：这些“均属于与高等级的统治者有关的遗迹”，“应该就是‘汤始居亳’时留下的遗迹。如果说以郑州商城内城、外廓城为代表是灭夏后又复亳时兴建的亳都，那么以这三项为代表的则是汤灭夏之前始居亳时兴建的亳邑”（李伯谦：《对郑州商城的再认识》，《古都郑州》总第6期，2005年版）。

　　至于为什么汤在伐桀战争过程中要在距偃师二里头夏都80多公里的郑州地区筑城驻军，根据当时夏、商两族角力的军事形势分析，也可能还有两方面考虑：一是商汤发兵伐桀的战争自灭葛始，到灭韦、顾、昆吾时，可以说已经到了与夏桀决战的关键时刻。如果再返回偏居东方的旧都邑，不仅会贻误战机，而且有可能丧失已取得的战果。因此，在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又居夏王朝腹心地带的郑州屯兵备战，是对夏战争的战略需要。二是可能在这里遇到了夏军的顽强抵抗，进军受阻，迫不得已在郑州筑城御敌。因为由郑州往西北约22公里处发现有一座夏人的城邑—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该城址东西长约900米，南北长约600米，总面积约51万平方米。很显然这是商族灭夏进军路上的一大障碍。大约正是因为夏、商两军在此地曾有过较长时间的对峙，商汤才不得不选择在郑州筑城屯守，积聚力量，以作最后灭夏的准备。曾有学者据相关研究成果推断，商汤大军不可能从荥阳以西（即今虎牢关）直取夏桀都城，而是采取战略迂回的策略，在今新郑一带集结，西去登封，沿登封西北三十里辕山阪道十二曲，进入伊洛平原（罗琨、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第一卷《夏商周军事史》）。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商汤在郑州筑城屯兵,是为取得灭夏战争最后胜利而做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
　　
　　第二，是“中天而立”的地理位置。

　　《太平御览》一五六卷云：“王者受命创始，立都建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治万国者也。”《吕氏春秋·慎势》篇也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此“国”字即指都城，“古之王者”亦当包括商代诸王。所以，如果说商汤灭夏前在郑州营建亳城是政治、军事斗争需要的话，那么，商汤灭夏后“复归于亳”（《尚书·商书·汤诰》），选定郑亳城为商朝都城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与郑州的区位优势有关。

　　从地理位置看，郑州地处中原腹心，“九土之中”，自古中天下而立：北越黄河可连接先商旧地豫北、冀南；西北过虎牢关，可入伊洛平原；南可直达武胜关，越长江而至湘赣；西南有径口，是通往南阳乃至鄂西、巴蜀的重要通道；往东则有榆关（今中牟一带），逾汴、徐可远达江浙而至大海。因此，郑州历来是交通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据考古资料发现，自旧石器时代中期始，郑州地区即为华南与华北南北交通要道和文化交汇地带。距今5000多年的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中，已有与北方文化交流、融合的迹象。进入夏商之后，中原早期文明更吸引四方部族的交流和融合，郑州地区在交通枢纽方面的作用亦更加重要。

　　再从当时商王朝的统治范围看，已是“正域彼四方”（《诗·商颂·玄鸟》）。《战国策·齐策四》、《吕氏春秋·用民》皆云，商汤时有“诸侯三千”。文物考古也发现，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的商王朝前期文化的分布范围，下层期主要在今河南境内，而上层期的分布范围则不仅包括今河南省大部分，而且山东西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东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和江西北部，也皆为商文化分布区。这说明商王朝的疆域自灭夏后已扩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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