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要对这么大的地域进行有效管理,防止“不轨”、内乱和异族的入侵、骚扰、掠夺等外患发生,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自然是必要的。而郑州正好居于商王朝统治范围的中心地带,从稳定全国局势、有效控制方国藩属和便于四方朝贡、交流等方面考虑,郑州在当时应该是比较理想的建都之地。 第三,是优越的生态环境。
“商汤革命”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推翻了腐朽的夏王朝,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正义之举,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但由于连年用武,人力、物力自然也损耗甚大。加之“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吕氏春秋·顺民》),商汤初立国时的严峻形势可想而知。作为刚获得天下的统治者,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农牧业经济,以稳定政局民心,巩固新生的商政权,是优先要考虑的问题。这从今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王祷于桑林雨”的历史事件,也可窥其一斑。但我们知道,商汤时代社会还处于奴隶社会早期,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对低下,生态环境的优劣,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极大,有时甚至决定着人的生存。而都城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人口汇聚之地,如果解决不好诸如饮食、用水、住宿、交通等方面的问题,都城的生存也就成了问题。因此,以商汤为首的统治集团在选定都城的位置时,对其周围生态环境是否优越,即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能否满足都城内日益增多的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自当进行认真考察,选择生态环境适宜经济、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地区为都城所在之地。而当时的郑州地区就是这样较为理想的区域。
郑州介于北纬34°16′~34°58′,东经112°42′~114°14′之间,位于嵩山余脉向华北平原过度的交接地带。从地貌特征看,郑州地区的地势是自西南向东北倾斜,西部为倾斜平原和低山丘陵区,东面和南面是黄淮平原,东北部为平原、洼地。从土质情况看,郑州地区的土壤,属于棕壤褐土中的粘黄土即细黄土,细沙含量少于50%,粘土含量超过25%,一般土质疏松,土层深厚,排水性好,是自然肥力较高、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优质土壤。从气候条件看,郑州地区属季风性气候和大陆性气候的交接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全年无霜期为6~8个月,年均气温约14.3℃。年降水量700毫米左右,且集中于夏季,雨热同期。在商代,郑州地区的气候比现在还应温暖一些,降水量比现在也要丰富一些。从水资源情况看,除了比较充沛的降水,郑州地区还有众多河流、湖泊。有古黄河、贾鲁河、金水河、熊儿河及索须水和今已不存在的古济水等大小河流,还有荥泽、蒲田泽及城湖、梁家湖、螺蛳湖等沼泽湖泊,自然形成了河湖交错的水系网络。当时,郑州地区动、植物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从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在古代,这里不仅有大象、水牛、猪、鼠、獐等动物在丰茂的森林和草原出没,而且已有猪、马、牛、羊、狗等动物被饲养,并被用来祭祀和殉葬。有专家还指出,二里岗期孢粉含量以草木类型为主,包括藜、禾本科、菊科和葫芦科,其中葫芦科有可能包括栽培植物。古代郑州地区以平原为主,兼有山地、丘陵的地貌特征,优越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众多的河流湖泊,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既是发展农业、畜牧业、渔猎、采集业的有利条件,也是发展各种手工业的有利条件。郑州商城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陶器、骨器等遗迹遗物即是证明。同时郑州周围的平原地貌和古黄河、古济水等河流,又为当时车行、骑行、步行、船行等交通方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人们可以较为便捷地到达四方各地。这对加强商王朝和方国藩属及异族部落之间的往来交流,促进经济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由此可见,从利于发展经济的生态环境考察,郑州地区也是较为理想的建都之地。 总之,笔者认为,商汤之所以在郑州筑城建都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伐桀灭夏战争的需要及郑州“中天而立”的地理位置和郑州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从“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诗·商颂·殷武》)的文献记载,到郑州商城前后存续了一百余年的历史事实,均可证明商汤选择在郑州筑城建都,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正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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